半月谈2010年半月评论全收录

gwytwo

《半月谈》2010年第10期【半月评论】 建好分好公租房 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刘健
规划建设公租房，正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是政府对民生期待的回应。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考问着政府智慧，关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这块“蛋糕”。
政府有责任为中低收入人群建设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些困扰着决策者的声音：政府应不应该免费或低价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应不应该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何去何从，体现着政府的责任。
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政府对公租房采取划拨土地的方式，选址往往避开市中心，定在郊区，同时政府拿钱辅以比较完善的各类配套，既满足了需求，也适当降低了成本，可是，让我国地方政府免费或低价拿出土地，难免会冲击已成为财政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收入，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而完善的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意味着财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时，政府的选择就应是变“与民争利”为“让利于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应尽之责，同时也是践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
对某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保障房建设回归民生属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对此，老百姓并不满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设进度缓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任务完成率仅为23.6%。
在高房价面前，每个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为他们撑起一个家，是社会良性发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远非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带来的收益与付出，实际是政府思维方式的分水岭。
公租房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义不亚于安居本身，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前几年，面对经济适用房这道考题，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种开着奔驰汽车申请经适房的怪事屡见不鲜，公共资源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寻租”的商品。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以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为标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的确需要住房、又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租住范围。特别是对于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外来农民工更需敞开胸怀接纳，对于收入水平已经提高、不再符合条件者，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需要银行、企业、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实公租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对于隐瞒真实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则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严格审查，香港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抽查公屋住户的户籍和居住情况，审查公屋住户、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申报，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依法刑事起诉。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尽早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借鉴，建立完备的机构，出台相关的法规．避免公租房成为有权有势者的“盘中餐”。相反，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被寻租的公租房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公租房虽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但是同样有着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商品性，要考虑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道“新考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新加坡在为中低收入阶层建设组屋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组屋供大于求、积压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及时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设计，比如设立预购制度，只有认购率达到70%以上，才开始兴建，有效解决了问题。
政府开建公租房以解决民生问题，值得肯定，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拍脑袋或拍胸脯式的决策方式却需要摒弃，地方政府需要广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来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好事办好，办扎实。
   
   
           

gwyone

《半月谈》2010年第11期【半月评论】 人才工作需要科学——任彦申
最近，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视人才工作的同时，也需要树立科学的人才理念。
人才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领导者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的重要体现。人事工作，从本质上讲是用人治事，用合适的人，做正确的事。
我们常说，人才难得。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之所以难得，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凡眼不识、世俗不容。创造性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简单认同既成的事实，不拘泥于固定的想法，具有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他们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不按常理行事，不按规矩出牌，“扰乱”了现有的秩序，因而不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常常被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认为是危险人物，加以攻击和扼杀。从古至今，那些改革创新人才常常遭受很多误解和冤屈，大多缘于此因。
古人讲：“有高山者必有深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常常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某种反叛精神。他们自信、自尊、清高、固执，甚至有些古怪，我行我素而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一个人越是把聪明智慧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方面就越是平常甚至笨拙。他们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常常遭到世俗力量的冷遇、白眼和孤立。
正因为杰出人才难得，因此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更应当细心地发掘，大胆地起用，加倍地呵护。识才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胆略，护才需要勇气，有时需要付出代价。大规模选拔人才必须依照制度进行，但“制度选人”不能代替“伯乐相马”。现在通行的标准化的选人方法，只能选出一般性的优秀人才，而那些特殊性的杰出人才则很难被选拔出来，甚至会被当作“不合格产品”加以淘汰。只有领导者独具匠心和慧眼，才能将他们挑选出来。一个开明的社会，不但要为大批常规性优秀人才开辟宽阔的通道，而且要为少数与众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奇才、偏才、怪才留有发展的空间。
人才是人不是神，任何人都是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的集合体，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在一条直线上，优点的延长线就是他的缺点。比如一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人往往固执；一个处事果断、勇于负责、很有魄力的人有时失之鲁莽等等。人才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没有缺点，而在于他具有常人所没有的优点和特长。
对待人才，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短处，在处理人才长处和短处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就培养人才而言，应当扬长补短。既要发扬和发展他们的长处，又要弥补他们的缺失和不足。一个人才总是长处越多、短处越少、素质越全面越好。
第二，就使用人才而言，应当扬长避短。用人之道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每个人最大的成长空间在其最强的优势领域。一个人才的奇迹都是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和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中创造出来的。使用人才应当校短量长，唯器是适，用其所长，各得其宜。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
第三，就保护人才而言，应当扬长容短，必要时敢于护短。古人讲：“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他们有棱有角，敢想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时处事毛躁，难免“洒汤漏水”，说话也会得罪人。作为领导者，对成长中的年轻人才应当多一点偏爱，多一点袒护，多做一些补台的事情，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强壮起来
人才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都能产生优秀人才。比如办好一所大学，需要从事教学、科研、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人才，缺了哪一部分人都不行。毛泽东曾说过，学校的问题，主要是校长和教员问题。他又讲过，大师傅也不好惹。民以食为天，如果学校的食堂办不好，那会每天每刻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情绪，学校就不得安宁。
人才还有着层次性的特点，层层递进，错落有致。每个层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层面的人才都有上下优劣之分，很难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比如优秀的博士生导师是人才，优秀的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同样是人才。
   
   
           

gwyone

《半月谈》2010年第12期【半月评论】 路在基层——苏北
贫富分化，劳资冲突，腐败蔓延，权利侵蚀，生活重压……我们正进入一个矛盾凸显、问题丛生的风险社会。
难关在前，挑战在即。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闯敢试，纷纷推出颇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石排镇的民生福利样本，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巴中市的阳光化政务公开……基层社会的自主创造，给焦虑、躁动中的人们带来了豁然的清新和久违的感奋。
回望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几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大胆前行的足迹，看到基层中坚一路闯关的身影。
第一波，是中国农民为主体，争取经济自由的创造。实行家庭承包，创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合作经济，中国农民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第二波，是地方精英为主导，推进基层政改的试验。“成安乡改”，“步云直选”，“长治现象”，“宿迁新政”，鲜明的英雄色彩，映照着基层政府的自我革命。
当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层社会为平台，改善社会民生的新政。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会学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层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各辟蹊径，风生水起——
从“府谷经验”看收入分配。政府积极引导鼓励，老板热情回馈家乡，通过对富的三次分配，投入了“百工矿企业带百村”工程，提升了全县教育、卫生等项公益事业。从“神木现象”看公共服务。12年免费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县朝着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第一县目标迈开了坚实步伐。从“温岭模式”看社会治理。对话型沟通具体问题，决策型协商公共事务，参与式财政预算监督，基层民众拥有了有序参与民主的绿色通道。从“白庙典型”看政务公开。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历历在目，毫无遮掩，最大程度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基层创造，蕴涵着社会前进的标本意义，也见证其敢为人先的分外艰难。难在哪里？一是创新路径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进，三是干部制度的导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五是官场文化的转换。单以看似简单的政府“财务公开”而论．“上面来人，你买包烟买瓶酒都写那么细，领导看到能高兴？”“一应开支全晒在网上．以后怎么向上面争取项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这样的改革困境。
如何让基层改革的路越走越宽，能越走越远？
基层改革者那种不怕丢“乌纱帽”的胆识智慧，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怀，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敢于献身的政治品质，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立足于基层社会自主创造基础上的制度化、整体化、民主化推进，应是改革不可动摇的取向。
如何使基层改革葆有正确的方向和鲜活的价值？
首先，改革当贴近民众需求。要从百姓的情绪、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点，凝聚改革的共识，集聚改革的力量。
其次，改革当坚持民众参与。这些年来，政府和资本的创造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还是百姓自主的创造和百姓参与的创造。
再次，改革当保障民众分享。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厢情愿，改革不可寻租自肥。借机向社会“甩财政包袱”、推脱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改革，最终必然得不到群众拥护。神木改革，就是将不断增长的财政用来搬摔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三座大山，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真正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城乡社会的每一片土地。
如何为基层改革创造更为适宜的气候和更为宽松的环境？
我们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观望，那是改革的不作为。经济发展的转型，利益关系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建设，都容不得我们一再迟滞和拖延。
我们不应求全责备改革的缺陷和运作的疏漏，因为没有人是按照现成的图纸和成功的经验去探路的。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基层干部劳累艰辛，“不是一种真诚情感所在，不是一种献身精神支撑，谁愿意去背负那份额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风险呢？”
我们不必质疑普通百姓主体的素质和参与的能力。温岭当初推行参与式预算时，一些专家反对说老百姓看不懂，没兴趣，是白搞。实际上，主导改革者言：“这个预算开支清单比百姓家里开支列出的账目还要细”，代表和公众不经专门培训就能看懂。“老百姓很有兴趣，还能提出很好的意见。这最复杂的财政预算他们都能参与，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参与？”
改革，最可贵的是行动，是实践，是创造。
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动，是呵护，是与他们一道前行。
   
   
           

gwyfive

《半月谈》2010年第13期【半月评论】 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低俗化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波在“宁愿坐在宝马车中哭泣”拜金话语的热议中刚刚过去，炫富式的“全球私人甄选佳丽”又在风水大师坐镇，数千名单身女竞相参加海选中拉开帷幕……这样的故事还会一再上演，我们只是在大众的道德叩问中撩开了又一层社会面纱而已。
记得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人心灵充满日新月异、与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当我们仰望星空，令我们景仰和敬畏的那一道天际线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我们对金钱崇拜，对财富炫耀，从抑制、批判、抵抗，演变成麻木、默然、包容，进而转换为今天的附和、向往、张扬？什么时候，我们在多元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现代话语中，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日常化、合理化、漂白化？诚然，“随着时代的变更，观念也在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而非道德的蜕化。诚然，“勇敢地表达对金钱的宠爱，是一种进步”，但这是社会环境的宽容，而绝非意味生活品质的提升。诚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但拜金从来就不等同于美好。诚然，“生活的选择是个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掩盖不了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失落。有学者坦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感情、婚姻和良心的现金交易，家庭已不是温馨的港湾，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金钱崇拜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异化。”这种公然的拜金、分明的异化，正肆意侵蚀着社会良知，扭曲着主流价值，伤害着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商品的交换价值，侵袭着心灵世界，物化着社会关系 这是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财富分配的失衡、生存环境的劣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主流价值的凝聚力正被弱化。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拜金主义现象的理由。
一双“看得见的手”终于强势干预：政府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亮出了红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社会遏制拜金主义现象唯一的依赖。
更需要的，是道德的自我救赎。
社会良知，公民责任，生命伦理，是每一个人应当坚守的道德底线，应当完善的生活方式。无数的平凡人物，草根英雄，在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社会的边缘挤压中，捍卫着做人的良知和尊严，守护着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园。
那些特别年轻的富豪群体，在短暂的时光里创造着中国财富积累的奇迹，也在人生的起飞中感受了心理和精神的晕眩。今天怎么学会做富人？看一看身边的陈光标们，富而思仁，扶贫济困，回馈社会。当然，不是要大家只是去走慈善一途，富豪们的钱包也未必都愿随身携带。但是，学着去融入社会，贴近民众，开拓胸襟，提升品行，于个人事业的拓展也当大有裨益。那些一心要走生活捷径、放弃自我实现的女大学生们，人生的前途是什么？听一听华中科大校长“根叔”的叮嘱吧：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
价值的社会引领，同样不可或缺。
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理当倡导健康、良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挥金如土的眼球效应，官员明星的傍款现象……在对现实社会的误导中，对广大观众的戕害中，恣意张扬拜金，何谈社会责任？财富，代表着成功，意味着高贵，象征着品位……在这样的评价谱系中，何谈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
有“破”就当有“立”。价值“立”在何处？传统文化的振兴，现代文明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依然在途中。
如何加快构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去填空、去置换、去引领？如何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践行让每一个人都有幸福、都有尊严的国家哲学？
公平的制度建设，则更具根本意义。
我们必须直面拜金主义现象背后日益显现的社会动因：房奴，孩奴，蜗居，蚁族，这是值得关注的年轻一代的生存；踏实劳动，为什么脱贫致富那么难？艰苦奋斗，为什么改变命运那么难？这是值得深思的底层民众的诘问。还有，劳动与资本，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城市与乡村，教育格局的二元结构；二代与二代，就业岗位的阶层世袭；权贵与平民，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这是亟待求解的转型社会的难题。当下最根本的，是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社会的规则公正，是发展的机会公平。最紧迫的，是消解社会结构出现的板结现象，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拓开更加开放的通道，为风险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更为坚实的地基。
我们的心灵就如一座座城市。城市的空间已经被日益高耸的混凝土森林所包围，所裹挟，所遮蔽。怎样去解放生命的本真，在拜金的抵抗中，在精神的超拔中，去还原那一道道深远、壮丽的天际线呢？
   
   
           

gwyfive

《半月谈》2010年第14期【半月评论】 民生拉动转型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转型时代。
如何加快推进转型？人们寄望的，或是自主创新，或是市场机制，或是产业政策。我更看重的，还是靠民生拉动。
民生是转型不可偏离的导向。
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转变长期以来以产值论英雄、以数字拼政绩的发展现，从单一经济增长的攀比中跳脱出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分配公平型社会的建设中，坚守以人为本，追求民生进步，保障每一个人的体面劳动，维护每一个群体的权利尊严，创造全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
为什么3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被世界誉为“经济奇迹”，我们的居民收入还是偏低水平？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是底气不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5年的36.7%。中国制造的红利更多地在倾斜的劳资关系中为资本所挤占，在失衡的全球分工中为海外所汲取，在肆意的腐败蔓延中为权贵所掠夺。转型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指向，就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强涵养消费能力，保障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在陕北神木，当地领导的执政理念很简洁：“天大地大，民生最大”。从12年免费教育，到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正是在民生导向的生动诠释中，在人力资本的精心培育中，积蓄着经济转型的更为深厚的能量。
民生，也是转型生生不息的动力。
珠三角、长三角职工日益强烈的维权诉求，正在生成一种倒逼中国制造转型的强大力量。一些企业，资本以无情地剥夺员工体面劳动和起码尊严的代价获取剩余价值，换取畸形的市场竞争优势。广大员工在粗暴的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中，在贪婪的劳动薪酬、业余时间和人性空间的挤压中，在严酷的生存底线、心理底线和伦理底线的冲击中，被当成流水线上永动的机器。从深圳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到南海本田的停工行动，劳资矛盾在凸显，权利意识在觉醒，社会警钟在敲响：传统的以牺牲广大劳动者利益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低端制造”模式已经行之不远。我们面临的抉择，不是去争论、担忧“机器替代劳动”“企业转移海外”和“弱化比较优势”的问题，而应是丢掉幻想，乘势而上，去着力于自主创新，塑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延伸高效产业链，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中国创造”引领“中国制造”，以“内需驱动”替代“出口导向”。
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需求来自城镇化。先行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力推手，正在推涌劳动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向着人口城市化进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试点地区的城乡一体，正在创造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重庆拍马当先，勇于闯关，要让300万农民工变成市民，跟进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农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资源在城乡间流动，再次释放“制度红利”，拉动经济跃升新的台阶。后危机时代，我们将城市化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引擎，正是看中城市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力、对居民消费的释放力。但是，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被拒绝在城市的社会之外、体制之外和发展之外，这城市的新的能量在哪里？这引擎的新的动力在哪里？
民生优先的转型路径，也给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开辟了崭新的视野和宏大的新局。新疆的跨越发展正从民生破题，更加强调民生和社会发展正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起跳点和主旋律。
民生，还是转型蓬勃新生的增长点和闪光点。
水污染，铅中毒，灰雾笼罩一座座城市……这样的情景在我们身边一再上映。人们呼唤着蔚蓝的天空，清澄的江河，呼唤着低碳生活，绿色消费。于是，发展绿色能源，培育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选择，一种取向。启动低碳产业，建设低碳城市，已经成为一种竞争，一种潮流。笔者多次走进南昌，感触尤深。“亲水”“亲鸟”“亲绿”，从单纯注重外观效果的“园林化”阶段，到更加关注美化与净化结合的“森林化”格局，还有光伏产业、LED产业、服务外包产业的全面振兴，既增加了城市碳汇，又重塑了城市形象。
动漫，网游，视听传媒娱乐业……新兴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大众消费时代到来，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被释放出来，正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推动中国人的消费升级，也激发了新的经济活力，孕育了新的发展模式，生成着创造财富的新的泉源。
生命健康，休闲生活，老龄社会……民生领域的拓展，正为经济转型打开一扇扇机会之窗，孕育着一个个服务产业茁壮的生长，敞开着民众充分就业更加广阔的空间。
消费结构的优化，消费品质的提升，正引领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猛崛起。
以消费促进经济平衡，以民生统领发展转型，以幸福引领社会进步，这是科学发展的契机，也是科学发展的价值。
   
   
           

gwysix

《半月谈》2010年第15期【半月评论】：让中国社会健康走出转型期
社会问题增多和社会矛盾凸显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时，很多人却两手一摊，“没办法，谁让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呢”。果真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许多问题和矛盾是发生在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中，但不能说就是社会转型期所导致的。一些人把问题推给了转型期，说轻了是走入认识误区，说重了恐怕是逃避责任。由此，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尤为重要。
从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与此前此后迥异的一些特点：
——经济发展转型。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进入快速扩张轨道，市场化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而且，伴随着经济量的增长，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上好学校、去好医院、住自有的大房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形态的变化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社会群体的逐渐分化，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差异很大。
——思想行为模式转型。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对政治文明、公平正义等“身外之物”开始越来越关注并要求迫切。
这只是我们在几个方面的简单列举。而且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但这一阶段仍然在持续，这些特点将更加鲜明，也更加深刻。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就社会来说这些特点是进步不是退步，是发展不是停滞，是好事不是坏事。工业化、城市化将会使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民众消费的升级又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社会更加富有活力、富有弹性，文化、思想的繁荣，行为、活动的活跃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黄金发展期”。
那么，为什么“黄金发展期”又会变成了“矛盾凸显期”呢？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矛盾凸显、问题多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用回避，也回避不了。
我们说，在转型期矛盾和问题固然不可避免，但又必须明确，许多矛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应对社会转型方法不当所致。虽然看起来是社会生病了，病灶却在人的身上，是我们一些肩负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人一些老作为、不作为与乱作为所导致的。
先看“老作为”。社会变化了，面临的问题变化了，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应对问题的方法还是老方法、观念还是老观念，结果行动滞后于社会诉求而引发矛盾。比如，经济建设已然有了相当规模，我们一些同志还是只管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怎么能走平稳，怎么能不摔跟头；又比如，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诉求的多元，给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简单抽象地要求“讲团结”、“高度一致”很不现实，可我们一些同志还是要求社会是“清一色”，不能尊重民愿、不能倾听民情、不能反映民意。出了问题老想捂盖子，但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这盖子怎么能捂得住呢？
次看“不作为”。我们一些同志面对社会新变化的要求反应迟钝、不敏感，不能及时积极应对，甚至还借口实行市场经济，以让市场去发挥功能为幌子，只当甩手掌柜，该搞教育不去投入，该搞医疗不去建设，该提供就业不去落实，该搞社会保障舍不得掏钱，结果是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愈演愈烈。
再看“乱作为”。社会转型意味着从旧的社会状态转向新的社会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转型期，一些既有的制度规矩不管用了，新的制度规矩又没有及时跟上；一些旧的价值评判不管用了，新的价值评判又没有形成，于是会出现暂时的制度空白期与价值紊乱期。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利用这一空白期，抢黄灯、打擦边球来谋求个体和小圈子的最大利益。老百姓不是要买房子吗，既然需求刚性，我就来“经营城市”，让城市的地价越来越值钱。为了能让土地卖高价，不惜与开发商互相结盟，运用公共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征强拆。这种乱作为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在当前社会问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从大趋势上讲，社会转型是走向进步，但也有滑向失控的可能。那么如何才能让社会健康度过转型期呢？在这一方面，各级政府与政府官员责无旁贷。
首先，加强公共服务的力度、加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不能整天只管招商引资不计其他，更不能为了有钱自己赤膊上阵亲自去搞经济项目。
其次，确立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完善制度框架，做到依法行政。在社会转型期行为容易失范、制度容易失范的客观背景下，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该成为维护制度、信守规则的表率，要去践履比社会公众要求更高的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而不是相反

   
   
           

gwyfive

《半月谈》2010年第16期【半月评论】：舟曲不倒
突如其来的灾难，再一次降临。
甘肃省舟曲县，这个曾经的“陇上桃花源”，被呼啸而来的泥石流瞬间击毁。1000多条生命逝去，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整座城市浸泡在洪水与泥浆中。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抗击灾害斗争中，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人性之光在灾区闪耀，全世界的人们为之动容。
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轻言放弃——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坚定承诺，鼓舞着所有的救援力量快些，再快些。工具不够，就上双手，哪怕十指已是鲜血淋漓；80余栋楼房，逐个拉网式搜索，不放过一个角落；昼夜不休地轮流作业，不放弃一丝生命信号。
这里有人！再加把劲！——昼夜奋战，只为废墟中那一声求生的呼唤。分秒必争，废墟上不断创造生命的奇迹。
痛失女儿的冯青林拼了命救着别人。他坚信，多救一人就对女儿多一分交代。妻儿罹难的杨曙光说，他们埋得太深了，我救不了他们，但要为还有生还希望的人尽一分力。结婚不久的王伟说，希望善行感动上天，保佑妻子和尚未降生的宝宝在那个世界里平安。
医疗帐篷里，医护人员加班加点，累得快挺不住了，心里还惦记着上午刚送来的小男孩的伤势：天水机场上．120急救车闪烁着顶灯，焦急地等待着转运伤员；残垣断壁旁，军医许宏冰紧紧握着藏族老阿[已屏蔽，想办法跳过屏蔽将直接禁言]手，静静陪伴着失去儿子的老母亲……
是的，舟曲遭受了罕见的灾难，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悲伤。但是当我们看到上面的一幕幕，心中总有一股暖流涌起，有一种力量充溢。坚强、勇敢、无私的人民是打不垮的。
我们坚信：舟曲不倒！
各级干部、广大党员组织必须撤离的群众转移疏散，紧张有序的部署“决不让群众二次受灾、二次受损、二次受难”。
父老乡亲们自发行动起来，背起水箱、小型发电机、电缆、通讯塔架，穿过洪水和泥石，行走在县城内外。这条由肩膀扛起的生命线，让数万名受灾群众吃住有了保障。
安置点上的老乡已吃上了新鲜蔬菜。明年6月，他们就能住进安稳结实的新房。18万册教科书正在加紧赶印，送往灾区。秋季开学，孩子们就可以手捧新课本走进学堂。灾后重建工作已全面启动。伴随着初升的太阳，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又传来一个新生儿的啼哭声……
无论是竭尽全力救人还是让遇难者有尊严地安息，无论让灾区民众有饭吃、有表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还是加快步伐，有条不紊地进行灾区重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生命的呵护和尊重。
   
   
           

gwytwo

《半月谈》2010年第17期【半月评论】：转型,是一种生
转型,是一种生长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迎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代。
这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看经济模式，是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拉动；看城市成长，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提升；看产业发展，是从要素依赖走向创新驱动。
这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压力就是动力。压力来自“三个倒逼”：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倒逼，美欧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给中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要素红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优势已见明显弱化，高端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尚远远不足；社会公平诉求、民生权利保障的倒逼，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催生着全新的发展需求。
这转型的道路怎么走？
实践的探索不断，但转型的盲区也不少。不少地方的官员，做工作报告，写转型文章，订发展规划，都少不了一些热词汇、新概念、大目标，互相攀比着几年建成一个“未来之城”，几年再造一个“创意新都”。基础差点的，连转型的字面意思都没吃透，就忙着喊口号，贴标签，什么都往这个筐里装，装得越多越好；条件好一些的，则跟着忙乎弯道超车，腾笼换鸟，结果呢？倒是弯道熄火的不少，鸟去笼空的也有；一些领跑在前的，由于心太切，步太急，发展思路不清晰，核心技术不掌控，国际市场不认识，就竞相增加风电装机容量，抢着上马光伏电池产业，纷纷推出创意产业园区，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浪费着资源，过剩了产能，锁定在低端。有业内专家感叹：再大的产业，再多的资源，再好的前景，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这转型是什么？不是运动，而是生长。
生长是有根的，根在何处？
根在资源的优势。发展转型是共同的，产业升级是共同的，创新驱动是共同的。但是，毕竟每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一，资源禀赋不一，人文背景不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为什么非要同刮一阵风、同挤一条道呢？苏南无锡立足人文环境和经济成长优势，走“和而不同”的转型路径，引进海归博士施正荣，强势开拓太阳能电力新能源，推动中国光伏产业进入世界最先进者行列；搬来领军人物刘海涛，定位“智慧产业”的发展，抢先进入世界“感知城市”的第一方阵。转型转出了差异化、特色化，也转出了新的增长极、新的竞争力。
根在市场的活力。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找其中的奥妙，政府强势主导有目共睹。但是，转型的深入，恰恰要以政府职能的深刻转换为前提，以市场功能的充分释放为动力，更多地依靠企业家的变革精神，依靠劳动者的素质优化，依靠市场化的倒逼机制。政府自应有所作为，但应着力于产业政策的引导、市场制度的建设和高端要素的供给，顺势而为，市场主导。一边举着转型的旗帜，一边还是传统的路数，停留于强力干预和行政问责，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或是南辕北辙。
根在产业的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绝非意味着摒弃传统产业；大力倡扬中国创造，绝非意味着逾越中国制造。传统产业、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引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压力沉重，绝不能轻言弃守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尤其是传统的中小企业，是激发经济活力、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还当为它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创造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要深深植根于既有的产业基础，并以中国创造去提升、改造、拓展中国制造。产业转型，更多地要注重提升附加值，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拉长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研发、设计和品牌、物流的两端延伸；占领制高点，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中实现转型升级。
根在体系的支撑。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度改革的跟进，需要人力资本的开发，需要创新能力的培育，这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想一想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期盼，多么急切！然而回望现实，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坐大的境地中改革进展又何其艰难？想一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情景，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为了分享政策优惠，多有企业投机取巧，“拿来”几个国外的零部件，移花接木，拼拼凑凑，就敢堂皇贴出“自主创新”的标签，这跟转型需求相去又何其遥远？
根深树盛叶茂。看一看浙江这块土地上的创造吧！“安吉道路”：放弃了近300亿元的高消耗、高污染类投资项目，换来了青山绿水，换来了全县白茶、笋竹、旅游等生态产业的一片兴旺景象；“新昌道路”：一个资源贫乏的山区小县，坚持实施“人才战略”，竟然培育出了一批在国内甚至全球细分市场上的“隐形冠军”；“义乌道路”：嫁接文化创意企业，给小商品市场带来了一场产业革命，终于走出产品档次偏低、缺乏核心技术和企业原创薄弱的困境……果真是万千气象，遍地英雄。
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定性；少一些乱折腾，多一些创造力；少一些应景赶潮，多一些敢闯敢试。如此，方能走上转型的正道，方能期望转型的成功。
   
   
           

gwytwo

《半月谈》2010年第18期【半月评论】：共同建设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
辛鸣
当今时代，被称为网络时代或信息时代。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与网民的在线交流，各地基层政府开通的论坛、信箱等，无一不激发了公众积极参与的巨大热情。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印记与特点。网络问政，为什么会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呢？因为这一举措体现了执政党对网络在现代社会具有的进步功能的信任与运用．反映了社会对通过网络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同与期待。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对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不仅使得转型社会本已有的社会状态更加放大、更加凸显，甚至信息化本身就会改变既有的很多社会模式与社会行为。
在传统社会，信息的传递，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的那些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之间的交流相对比较少，社会活跃程度没有充分发育。仅从信息占有决定决策质量来看，这就使得执政者在正常情形下做出的决策确实要优于其他群体。而且执政者也比较容易出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任何执政者都应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必然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的或机构的原因，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来，某些地方在应对一些突发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被动与无奈，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更进一步看，互联网络正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有效政治参与，消解僵化体制、对抗不良权力行为的锐利武器。
在传统的社会，某一社会个体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极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诉求与想法如何表达出来为社会、为大众、为政治组织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设法表达出来了’，由于传播手段的制约，也很有可能只是为少数人、小范围所了解，很难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以网络普及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形成看似虚拟但又能实实在在在政治发展中起作用的组织与团体，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这一变化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对现实政治运行来说则是极具挑战性的。如果对此不能有积极有效的回应，会使本来没有事的地方发生事情，会使小问题衍生成大问题，更不用说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和各种矛盾的凸显期。
也正因为如此，执政者对网络的重视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与清醒的自觉。因为对于执政党来说，面对互联网络汹涌澎湃的态势，不能不闻不问做泥胎，也不能掩耳盗铃做鸵鸟。
有的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相距较远，或者说网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过，科学发展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会拒绝网络这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要勇于学习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善于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为政党更好地执政服务，让信息技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利器，而不是相反。
   
   
           

gwyfour

《半月谈》2010年第19期【半月评论】：“傻好人”不孤单
熊富标
两三年前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引发了一场有关“聪明人”和“傻子”的争论。剧中人物许三多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从小被人欺负，反应迟钝，屡出洋相，没有特长，更没有远大抱负。但是正因为从小被欺负，所以跑步（逃跑）的速度特别快：正因为反应迟钝，他看书是一本不落地从书架上的A看到Z;正因为害怕出洋相，他战战兢兢，做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刻苦和卖命；正因为没有特长，他拼命做好每一个细节：正因为没有远大抱负，他只一丝不苟做最简单的事情。当一些聪明人反被聪明误时，他已长成“参天大树”，无人能超越，无人不感慨。
热剧虽已退温，但“傻子”留给我们的沉思仍在发酵。
如果说许三多只是一个剧中“傻子”，还很虚无缥缈的话，那么鞍钢矿业公司管理员郭明义则是现实中的“傻子”，“傻”得实实在在、确确凿凿。郭明义的“傻”，“傻”在他总是抢着干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傻”在把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都用来做慈善事业，“傻”在20年献出了10倍于一名成人身上的血量，“傻”在利益诱惑面前，他不为所动，始终坚守自己的准则。
郭明又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傻好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在与利益的博弈中，道德似乎渐渐拜了下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却大行其道。“做好人难”一次次拷问社会的道德良心。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有勇气像郭明义那样，“傻”得如此洒脱、如此坦然、如此无畏？
热心青年把路边被撞倒的老人送进医院，却被老人家属诬为肇事者；见义勇为者只身与歹徒搏斗，而周围众人却袖手旁观。好人难做，“傻好人”更难做。在利益争夺白热化的浊流中，一些人为一己之利，可以夫妻异梦、兄弟相残、父子反目。有些时候，行道德之举的成本往往高于做不道德之事的成本，为不德之事的收益往往高于成道德之义的收益。面对此种境况，有凡人甘愿自动放弃自己利益的一亩二分地？面对亲朋好友的嘲讽、曲解，多少行义者敢于直面孤独的人生？面对公众的漠视和“集体失语”，见义勇为者哪能不心寒？面对道德惩罚的缺失，褒奖制度的不健全，好人的合法权益又由谁来保障？
而郭明义的义举如一股道德的清风，让处于利益争斗的众人倍感震撼，让腰缠万贯却吝于慈善者相形见绌，让有志于做“傻好人”却无实际行动者坚定信心。观有德者之所为，今天下无德者思矣；观“傻好人”之所为，今天下“不傻”者愧矣。
“傻好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若道德境界可分为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和自私自利的话，“傻好人”大公无私、不求回报，斯为道德之最高境界。
“傻好人”是一种不朽的道德精神。郭明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雷锋精神，其精神承自雷锋，传至众人．
“傻好人”是一种可贵的道德品质。郭明义的“傻好”是润物无声的好．不张扬，不做作，不虚妄，不浮躁，真真切切，扎扎实实，让受助者倍感温暖。
“傻好人”是一种持久的道德习惯。16年帮困助学、20年无偿献血、30年奉献不绝．持久的修为成就“傻好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
“傻好人”不孤单。孤单，对于浮躁者是一种惩罚，对于有德者是一种修炼。郭明义化孤单为动力，化不解为鞭策，把枯燥做成有趣，把平凡做成伟大。郭明义不孤单，他的事迹触动、感动、带动着一群求真、求美、求善之人，他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爱心联队”薪火相传，已成燎原之势。
“傻好人”是一个群体。郭明义不能孤单也不会孤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深山里的坚守者残疾医生黄世和，38年如一日，拖着病残的双腿奔走大山深处，不仅治病救人，还为闭塞的父老乡亲送去丰富的信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大别山“师魂”汪金权放弃名牌中学职位，扎根山沟沟从教22载，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并从微薄收入中拿出10多万元，资助200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们都具有大爱情怀，淡泊名利，甘守清贫，看起来都是“傻子”，但正是这些“傻好人”．铸就了民族的脊梁，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道德标杆。
时代需要“傻好人”，时代呼唤“傻好人”。“傻好人”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持之以恒的修为，以澄清心灵，提升境界，更在于这种大爱强大的凝聚力、穿透力、辐射力。它以高尚的境界感染人，以不朽的精神触动人，以可贵的品质修炼人，以持久的习惯塑造人，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民道德建设中，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