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公务员时政热点：华图网校一周精选（2月29日-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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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公办养老院排长队的同时，民办养老院却遭遇“住不满”的窘境。市场潜力巨大的民办养老院缘何遭遇“成长烦恼”?
    张文革(天津市龙福宫老人院负责人)：公办养老院是政府“亲生”的——土地是无偿划拨的，房子无租金，员工工资由财政拨款，水电气暖都不是按市场价格上交的。反观民办院，这些费用都要算进运营成本中。仅房租一项就占掉一半的收入。
    周润健：最近我在天津一些民办养老院采访时了解到，除了持续上涨的房租给民办养老院带来生存压力外，养老护理员岗位招工难、留人难也是民办养老院的一块“心病”。
    张文革：养老护理行业确实很辛苦，脏、累、苦、待遇差、工资低不说,有时碰到那些脾气古怪的老人，确实很难伺候。近两年，虽然我们在努力提高工作人员待遇，但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
    李久茹(天津市劲松养护院院长)：由于人手短缺，民政部门组织的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培训我们很难派人去参加。
    方嘉珂：虽然全国各地现在都在努力实现100%持证上岗的目标，但目前的情况是培训一批走一批。
    张文革：近年来，为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国家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有些政策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傅企平(全国人大代表、宁波滕头村党委书记)：要避免养老院“公热民冷”的现象，关键还是要错位发展，养老需求的层次结构不一样，民政部门应该积极引导，按照不同层次需求来开展养老院建设，满足养老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产品要进入市场，得经过省市县三级认证，并为此支出高昂的成本，这已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江苏某上市公司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五、基层办事能否再顺畅些
    随着简政放权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基层办事比以往顺畅许多，但依然存在一些死角和盲区。对此，群众呼声强烈。
    主持人：现在基层办事难、办证难还有哪些表现和特征?
    王开玉(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基层办事比以往顺畅多了，可对农村以及某些特定人群来说，“办证多，办事难”的现象依旧存在，有些地方仍旧存在层层设卡的问题。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领域的创业机会和空间逐步增加，但融资渠道不畅、担保难是很多创业者面临的最大瓶颈。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创业青年在申请贷款时没有担保人，也没有什么抵押物。加上很多项目又倾向于那些形成规模、有人脉关系的企业，很多人因此而放弃创业。
    孙宝强(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专家理事、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确有这种情况。简政放权带来的获得感在基层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比如，在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仍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的“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方面办起事来自然顺畅。而对于不在上述“优待”范围内的事务，有些工作人员就会“看人下菜碟”。
    杨绍功(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说到办事难，应更多关注企业的办事难。现在老百姓跑个证、“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情况少了，而企业办事被卡的情况时有发生。
    主持人：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实不到位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蓝绍敏(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泰州市委书记)：在我看来有这么三个原因。一是部门权力意识太重。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讲到优化发展环境、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大家都赞成，但到了具体清理审批项目的时候，一些部门却“打着自己的小九九”讨价还价，软磨硬拖，找各种理由顶着不办，想方设法保留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深究起来，是有些同志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
    二是“中梗阻”现象严重。我们讲到优化商务环境，大家都赞成，但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中，不是按国际惯例和公平公正原则提供优质服务，而是“乡下锣鼓乡下敲”，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当初的承诺不兑现，应有的服务跟不上。有的部门对特定的社会中介机构不善管理，甚至帮助一些机构搞“独家经营”，在缺乏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任由其侵蚀投资环境。
    三是不作为心态作祟。有的基层部门和领导，抱着不干事也不能出事、不乱为也不作为的心态，搞被动服务、消极服务，最终影响外来要素的集聚，影响地方的长远发展。
    王云飞(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基层办事难，其实无外乎两点。一是有利可图，易于权力寻租的领域难改革，这些领域很多与现实利益相关，少数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往往有种获得利益的思维。二是政策规定不明确的灰色地带，权力部门有规避风险的思维预设，怕担责任。
    主持人：还有哪些原因造成了基层办事难?
    黄霄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审批服务管理处处长)：办事难，难在政府部门不是一个窗口对外。老百姓经常说办一件事要盖无数个章，其实是政府部门多头管理、层层审批的结果。
    孙宝强：基层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还在于政府部门没有持久、有效的外部压力。在一些地方，监督的制度规定都有，但往往执行不到位，或者根本就是摆设。如何让监督更加有效是关键。
    基层公务人员素质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办事效率，导致现代化审批手段无法发挥足够作用。一些地方推行无纸化审批、网上审批，但一些公务人员不会使用，收到申请后先打印出来讨论、报批后再进行网上操作。
    王云飞：是啊，从监督角度来看，基层政府工作如果没有透明化的流程，外人很难掌握一项审批事项进度如何，不透明必然使质询乏力。
    主持人：切实解决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的问题，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平、及时的服务。
    王开玉：我们还需要增加公务员的工作激励，可以探索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薪酬制度，形成公务员工资可升可降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审批标准和流程制定，运用好听证制度，对于审批标准和流程进行听证。
    蓝绍敏：从泰州来说，我们放弃了拼资源、拼优惠、拼政策的“老三拼”套路，树立了比政府职能转换、比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活力、比符合国际惯例商务环境的“新三比”理念。从“老三拼”到“新三比”就是解决企业办事难的理念上的转变。
    列出政府权力清单后，我们还将把清单协调整合，实现统一，避免各自为政，清除群众和企业办事的明沟暗坎。积极稳妥推进“六个一”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更大力度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为创新创业清障搭台。
    落实法定节假日和带薪休假等“普惠性”法律和政策，比鼓励实行“有条件”的两天半休假更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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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我的假期还给我
    “2016年将推动完善针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休假保障措施;加强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在保证每周法定40小时工作时间、不影响群众办事的前提下，创造条件让员工错峰休假、弹性休息，探索夏季2.5天休假模式。”不久前，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传出的这一消息给长期难以休假的职工带来了希望。
    主持人：对于与休假有关的政策调整，大家有什么感受?
    周蕊(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新计生法删掉了有关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提倡符合规定生育的，可以享有延长生育假的相关奖励。从2016年1月1日起，晚婚奖励假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理论上只保留3天婚假，而各省的婚假从3天到1个月不等。我采访了解到，不少处在适婚、适育年龄的人表示，妇女节、青年节没休过，双休日和节庆假期能否休息要“看运气”，以往休假几率最大、时间最长的晚婚假如今又被“取缔”，感觉假期实在是不够用!
    王冰(北京白领)：我原本打算今年1月28日领结婚证，因为正好是星期日，还打算邀请亲朋好友来见证。可一听说婚假政策要变，去年12月31日，我特地请假“突击”领证。到登记中心一看，已经好多人在排队了，最后一直到下午快关门才搞定。不过，我还是挺庆幸能赶上“末班车”，否则我早就定好的欧洲蜜月之旅可就泡汤了。
    程迪(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晚婚假虽被取消，但多地职工仍可享受由晚育假调整的“生育假”。目前有超过11个省明确，女方产假在国家规定的98天基础性产假基础上，增加30天至60天。其中，安徽、四川、宁夏、山东等地女方产假均增加60天。
    张蓉(上海的一位准妈妈)：我马上就要临产了，虽然关注上海版的产假政策，但不抱很高的期望。因为不管规定怎样，从同事的经验来看，到了三个月的时候，单位大小领导要么频频到家拜访，要么通过短信、微信提示你：该上班啦。这些年就没有一个同事能真正休足产假的，平时法定节假日能正常休就很不错了。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公众对休假的增加、减少乃至挪动，都很敏感。公众休假权的落实需要算经济账和“居民感受账”。捍卫公民的休假权，这就要求正视我国公民法定节假日明显偏少的现实情况，增加职工和单位对“休假权”的认识，不能只盯着经济利益看，还要让职工有获得感。
    楼嘉军(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对“休假权”的保障，看的不仅是明面上法定假期有多少，还要看实际能休的假期长与短。
    主持人：目前，“2.5天假期”模式已经或即将在一些省试点推开，各位对此怎么看?
    程迪：2015年率先实施“2.5天假期”的江西上饶市的做法比较有代表性，当地的执行时间为每年的6月1日至8月31日，实行周五下午与周末休假，周五的半天休假时间计入带薪年休假，所休时间从年休假中扣除。若年休假可休天数不足以抵扣夏季周五下午休假累计天数，仍可享受夏季周五下午休假。
    柯超(江西上饶某国企员工)：我是“2.5天假期”的受益人之一。以前周末出游行程太过匆忙，尤其是带着孩子，根本玩不好，如果想要周五提前出门避开高速公路的高峰期还得请事假。去年夏天，我利用两个小短假，自驾带着家人到湖北、广东等周边省份游玩。以前周末只能在附近转转，现在时间更从容，能跑远一些的地方，以后出游就不必去凑“小长假”“黄金周”的热闹了。
    陈俊卿(全国人大代表、上饶市委书记)：上饶市是旅游大市，科学完善公休假、规范带薪休假制度提高了本地游客的出行意愿，“2.5天假”带给上饶旅游业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朱征夫(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律师)：带薪年休假是企业职工根据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所享有的法定权利，以何种方式休年假应由职工自行决定。政府可以引导企业、职工或工会组织就年休假的休假方式达成协议，但不适宜以行政方式强行安排职工年休假的休假方式。
    周蕊：如果政府出台的意见仅是“鼓励性”的，就不具有普遍的强制性和约束力，一些单位特别是非公营单位很容易以“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实行。
    崔铁柱(北京外企职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安排2.5天休假，确实能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休假福利。但其他“没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企业的员工，则可能得不到任何实惠。这么一搞，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与其他企事业员工之间休假福利的差距可就越来越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是变相加大社会的福利差距。要我说，还是应该先把带薪休假落实好才行。
    主持人：带薪休假，我们还有多远?
    许光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享受带薪休假的城镇正规就业人口至少有3亿。但2015年人社部的调查发现，全国单位带薪休假落实率仅为五成，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落实情况不佳。落实带薪休假比较好的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部分人之所以不休年假，是担心休假影响前途和收入。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企业希望通过减少员工带薪休假时间来降低成本，因而不愿主动落实带薪休假。
    周蕊：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理想，一大主因是相关条例缺乏约束力。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人社部《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已实施多年，但是这些文件并未明确用人单位不执行的法律责任，对用人单位缺乏威慑力。
    方乐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应加强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职工休息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援助，对拒不执行“带薪休假”制度的单位及主要负责人明确相应的处罚规定。
    朱征夫：《休假条例》第七条和《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虽有相关规定，但主要是针对企业不执行带薪年休假应给予职工补偿或赔偿，并没有针对企业的惩罚性规定，因此对不执行带薪年休假的企业出台细化的行政惩罚措施是有必要的。
    “全面二孩”后，民众的反映多是“不敢生，生不起”。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这样说。
    　七、二孩，生吗?
    从今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新政策会提高国人的生育意愿吗?我们的社会为此准备好了吗?
    主持人：各位怎么看当前放开“全面二孩”的时间点?
    顾骏(上海大学教授)：在多孩环境中成长起来的70后相对于多为独生子女的80后更倾向于生育多胎，然而从时间上看，即使是在政策临界点上的最后一批多孩也已经错过了生育的黄金期，现在“追生”的话，高龄孕妇的生育风险很大。
    杨雄：放开“全面二孩”后，由于受益群体中育龄妇女年龄整体偏高，其生育意愿较低。有调查显示，70%到80%的人都说自己愿意生二孩，但真正生二孩的人只有30%。80后是现在的主要生育人群，但是他们的生育能力并不乐观。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数据显示，随着不孕不育率的上升，约有12.5%的80后将面临严重的生育危机，其中男性不育因素占不孕不育原因的1/3。这些都是“全面二孩”政策后，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主持人：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不敢生”是不少白领女性的普遍心态。有观点认为，生二孩不仅是女性求职的一道显性障碍，二孩上学、就医以及社区幼儿园配套等问题，也需要社会认真考虑，及早做好准备。大家怎么看?
    何慧(上海白领)：我马上就30岁了，儿子已经两岁多，再要一个猴宝宝的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但我的二孩计划只有家人和亲密的朋友知道，在单位里我是秘而不宣的。如果现在就让领导知道了，肯定就得给我调岗去后勤部门了，收入得差一大截。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一线岗位，我打算等怀到四五个月之后再向领导“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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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蕊(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一位资深人力主管告诉我，在招聘女性新员工时，公司一般倾向于已经婚育的员工。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下次招聘得婉转问问已经生育的应聘者还生不生了。
    廖君(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我近日参加了几场大型的周六招聘会，580家招聘企业有七成招聘女员工，我随机选取了10家企业“应聘”，其中有8家企业的招聘经理在听到记者“有生二孩计划”时，当即婉拒了我。现场招聘的企业中，有3家企业在其招聘简章中，对部分岗位要求明确注明“女性(已婚已育)”或“已婚已育优先”字样。二孩政策实施后，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现实困难，女性就业者的二孩权益如何保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孙晓梅(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我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带去了《反就业歧视法》的议案，建议成立反歧视的立法和专门机构，不得在招聘过程中要求女性求职者提供婚姻和生育状况的信息，不得因女职工在应聘时没有如实陈述婚育信息而对其进行惩戒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主持人：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另一大因素是不是“生不起”?
    周小姐(上海白领)：我女儿不到3岁，虽然早就符合“单独”生二孩的条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让我对生二孩望而生畏。我们现在是全家打工全力以赴养一孩，花钱从怀孕就开始了，每次产检若想少排队，挂个特需号就得300元，产检加上生产住院的费用接近2万元;请月嫂一个月8000元，节假日还要算双倍或者三倍工资;奶粉按250元/桶计算，一年的奶粉钱就差不多1万元;孩子没人带得送幼托班，一个月至少2000元;未来如果想给孩子学个钢琴什么的，兴趣班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笔……
    陈先生(刚刚升级为爸爸的北京市民)：产检真是艰辛的过程。胎儿到了一定周数以后，只能看专家号，普通号看不了。我一大早5点就去排队，等到了7点多挂号窗口上班时专家号就直接挂完了。在网上预约专家号，已经排到了6个月以后，最后只能从黄牛那里花600元买号。医院虽设置了特需号，但不能报销，而且比普通号贵出了近500元。
    王真(北京市政协委员)：现在不只是妇产医院，各个医院的妇产科压力都很大。二孩政策的推出不能把责任和矛盾都推给医院，生育需求现在已经超出了医院的接诊能力。在硬件设施上，国家可以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但是在医护人员的培养上不是一蹴而就，她们的培养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顾骏：80后是当今生育的主力，他们原本已经在“421”的家庭结构中不堪压力，现在如果调整到“422”结构，承受的重担在成倍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
    主持人：增加孕产妇医疗服务设施，增加社区学前教育机构配套设施、全面普及有质量的学前三年教育，是不是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陈女士(武汉白领)：生伢不易带伢更难。作为职场女性，生完宝宝后，我最难熬的是休完3个月产假后到小伢3岁上幼儿园前的这个空当期。因为家里没老人带，有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到处找人带孩子，宝宝基本处于“流浪”的困境。
    缪女士(北京市民、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大女儿快4岁了，附近3所公立幼儿园都没能进去，只能在私立早教班里勉强看着。好的私立园都价格不菲，我们工薪阶层养两个孩子真心感觉负担不起。
    贺优琳(全国人大代表、退休教师)：我曾经五次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尽快放开“全面二孩”，但从“单独二孩”放开之后几年间的低生育率上看，愿生、敢生的人并不多。要改变低生育意愿的现状，政府就要多走一步，鼓励生育，为生育创造条件。孩子不仅是家庭的成员，还是国家的未来，政府在生育投入上要算“大账”，化解生育的外部成本，应考虑在适当的时机下实现义务教育的“前移”，化解幼托难和幼托贵的问题。
    刘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全面二孩”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孩子的出生、抚养、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环节上的公共服务配套投入，要把现在由家庭负担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转变为社会公共服务、保险体系来承担。一方面延长二孩妈妈的产假和丈夫的陪护假，另一方面可以鼓励用人单位允许让二孩妈妈先暂时辞职，等孩子大了再重新就业，要保障就业的接续性。
    杨雄：财政可以对妇女生育险和幼儿园等加大补贴，以减少雇主承担的成本。另外，考虑按照家庭负担和赡养人口综合征税，以提高生育积极性。
    单靠一纸行政命令是堵不住择校的。
    ——安徽省铜陵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刚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孩子教育，是件大事。一直以来，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所引发的“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始终为公众所诟病。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14年至今，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全国各地也大力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工作。然而，对于就近入学，人们褒贬不一，有观点甚至认为，就近入学让择校演变为“择房”。一些地区采取的大学区、教育集团化等措施，其效果也有待进一步观察。择校，这个问题到底有解还是无解?
    　八、择校，有解还是无解?
    主持人：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免试就近入学，从老百姓的感受和各位自身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一政策现在效果如何?
    张苹英(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吉首大学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院长)：就近入学这个政策目前看还是比较有成效的，大多数学生都可以保证就近入学。但应该看到，很多人是出于政策要求，不得不就近入学。
    曾俊森(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博士)：就近入学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国家层面是希望借此保障每一个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确保教育的公平原则。但就效果而言，只能说在阵痛中等待新生吧。
    张苹英：我不是反对就近入学，目前看来全面推行就近入学，最大的问题是学校间的差距太大。现阶段我们普遍面临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近入学怎么搞都难得到社会普遍认可，更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贺优琳(全国人大代表、退休教师)：没错，就近入学和教育均衡之间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保证学校间的差距不至过大、每个学校都有好老师，家长才不会舍近求远、不惜代价把孩子送到一个更远的学校。现在我们是希望通过就近入学来促进教育公平，所以在未缩小校间差距的情况下，就强制性要求百分百就近入学，是不妥当的。
    谢樱(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我也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看来就近入学对很多家庭而言，就是被动接受。一方面片区内学校划拨不可控，另一方面就算身处名校学区，但“微机派位”下的学位分配更不可控。在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推行“就近入学”，无疑是备受质疑的。
    主持人：现在有观点认为，就近入学政策让择校变成了“择房”，大家怎么看?
    殷飞(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从某种程度上说，严格实行划片入学加剧了“天价学区房”现象。因为以往“以钱择校”“以权择校”行不通了，加上推优、特长的招生名额也在不断缩减，购买学区房成了许多家长送孩子进名校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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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俊森：是这样。就近入学政策下，择校与择房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认为学区的划分应该是一个综合因素共同发力的结果，而不应是单一标准导向的。当然，很多家长强调绝对化的一碗水端平，以当前的教育形势和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来看，是做不到的。
    张苹英：没错，学区划分还是要有一套相对固定、合理的标准，不能经常变化。首先学校的布局要合理，在学区内从幼儿园到中小学都应配置，不能小学在这个区上，中学又划入那个区。其次要考虑人口密度，不要这个学校四五十人一个班，那个学校七八十人一个班。第三要严格按地理位置划分，减少人为干扰。第四，划分后应当相对固定，不得随意变化。
    谢樱：我倒是觉得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前提下，学区范围怎么划都不合适。因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学区怎么“划”，而在于资源怎么“分”。正是因为学校水平有较大差距，一实行“就近”，大家都想划进较好的学校，矛盾自然不可避免。如果先有教育资源均衡，学校水平都差不多了，学区怎么划都好接受，就近入学也就水到渠成。
    主持人：说到教育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现在各地普遍采取大学区、教育集团化等方式，效果到底怎么样?
    谢樱：名校办学集团化的趋势，如今在各地都已经初见成效，很多名校的“分校”，在城市的各个片区开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能以就近入学的方式进入“名校”，集团化的统一管理、教育理念的一致，也让家长觉得教学质量更有保障。
    曾俊森：目前看来，似乎也很难再找到比大学区、教育集团化更好的解决路径。但我觉得这都只是形式上的探索。
    谢樱：是的，部分“集团化”下的“名校”，教学质量、师资力量仍然存在较大差别，一些集团化的学校只有优质头衔之名，并无优质师资之实。很多家长仍然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往名校“本部”就读。
    殷飞：仅靠教育部门以行政手段调节，很难遏制这种现象。我倒是认为，现在不仅是要把新办的普通学校尽快办成家门口的好学校，还要改革教育评判机制，真正强调学校的办学质量、特色，而不是看学科成绩。另外，应把热点民办初中也纳入电脑派位招生范围，义务教育阶段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让所有学校的生源趋于均等化，才能为教育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贺优琳：没错，现在公办学校择校热度降下来了，但是民办热点学校、外国语学校依然让学生和家长向往。这样下去，我们改革的初衷就很难实现。
    主持人：从就近入学这个政策说开去，近年来教育改革方面措施不少，但改革推进过程中往往阻力很大，各位认为这其中阻力主要来自哪里?
    张苹英：近年来教育改革受到高度关注，相关方案、措施也出台了不少，从教育一线的情况看，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并不大。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阻力：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舍不得放权、不愿放手。二是学校不愿冒风险。三是教师工作压力大，不愿也无暇去尝试新东西、探索新路径，改革和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曾俊森：阻力主要来自人心。办学硬件的改进，按部就班就能实现，但是择名校、找名师等主观理念的消解就不那么容易了。当前社会的竞争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刚性的社会结构困扰着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这种紧迫感或者说是压迫感，使得家长愿花大代价来教育孩子，哪怕只是一厢情愿。
    谢樱：我国的教改那么多年了，成绩不能否定，但有些举措确实是治标不治本。教育必须正视“指挥棒”效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教育，最终都是“指挥棒”下的产物。比如高考催生了应试教育，但应试教育并不是中国独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的“指挥棒”效应单一化、格式化了。所以说，只有国家从顶层设计改变这种模式化的评价体系，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才可能真正有所改变。
    比得病更闹心的是看病和报销。
    ——带妈妈来北京看病的吴晓芳在等化验单间隙，拿出手机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是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作为医疗保障的第一张网，政府主导的基本医保确实兜住不少大病家庭避免滑入深渊。但如何让医保便捷而有保障，让老百姓能安心治病，是大家最关注的。
    　九、医保：应便捷而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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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随着人口大流动及社会迈入老龄化，医保异地报销日益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身处异乡、医保受限，令许多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心焦。
    刘英(安徽籍患者)：我今年32岁，患脊柱侧弯，辗转去过各地看病，去年来到成都。因为脊柱侧弯比较厉害，需要做几次大的矫正手术，至少要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能报销的份额本就不多，只能攒齐一堆发票和单据寄回老家，让亲戚帮忙跑腿报销，整个过程很繁琐，报销流程也长，对我们这样的大病患者来说，很辛苦。
    林昭德(吉林省退休人员)：我跟老伴和亲家两口子轮着来北京看孩子，生一次病，心疼大于病痛——因为异地看病没法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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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异地就医报销难是医保领域长期存在的顽疾。到底是什么把医保困在原地?
    董小红(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我国医保实行属地管理，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医保政策也不一样，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存在较大差异，收费水平、诊疗项目等也都不同。各省医保基金有限，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两地之间，医保筹资水平差异较大，利益难以平衡，因此，医保异地对接阻力也就很大。例如，在较发达地区，医保待遇水平高，外来人口如果全部在当地报销，可能会导致原参保地医保基金难以承受。
    在技术层面上，目前各省之间还未实现医保信息的互通互联，大部分省还没有建立省级医保异地就医结算中心，各地之间医保信息没有联网。因此，没法实现实时报销。
    主持人：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背景下，怎样让百姓更好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让异地就医群体免于经费垫付和往返奔波?
    张德明(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在解决异地医保报销难问题上，要打破不同地域、不同医院之间的“信息孤岛”，可以施行区域性医保联盟试点，打通临近区域之间异地医保的梗阻，再向全国铺开。
    胡梅英(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儿童医院护理部副主任)：确实，各地医保覆盖范围、报销程度差异很大，结算系统不一致，加强制度的统筹、规范、统一，是实现异地医保的必要前提。要实现医保异地报销，需要破除部门利益和条块分割，推进制度整合，运用信息化、大数据手段，加快建立完善统一的国家级平台。
    主持人：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患者越是大病，越要到上一级医院就诊，可越往上，报销比例越低，这种“倒匹配”的局面是否说明医保制度不尽合理?
    贾爱芹(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说得没错，我也认为确有不合理的地方。医保政策有一个方向应调整，因为小病不会致贫，大病基层处理不了只能向上转诊。实际上，越往上级医院就诊，患者花费越多，但报销的比例反而越低。医保报销不能搞一刀切，应该按各级实际诊治能力，按照患者实际需求来科学制定报销比例。
    高皓亮(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新农合也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为引导群众合理就医，新农合报销标准为越到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越高，而省级、外地医院比例最低。目的是为了将小病患者留在基层医疗机构。各地乡镇卫生院名义报销比往往可达90%以上，县级医院名义报销比可达80%，地市级医院可达70%，省级医院可达60%。但对于各类大病患者家庭来说，基层医疗机构不具备救治条件，需要选择省市大医院。因此对于罹患重大疾病的患者，越往上走，花钱越多报销比例越低。我认为这是有改进空间的。
    主持人：国外看病报销比例高，相当一部分是商业补充险，我国是否也应进一步健全这一机制，以减轻百姓看病负担?
    贾爱芹：应该!基本医保不能全管，应定位在保基本。我国有13亿人口，基本医保资金有限，如果所有的病都纳入基本医保范围来补偿不现实。基本医保之外应增多保障渠道，比如商业医保，国家应倡导、鼓励参保患者同时参与商业保险，特别是大病保险。
    刘翔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虽然对基本医保之外参加商业保险的数据没有做过统计，但我在采访中明显感觉到，这个群体是庞大的。基本医保的覆盖面和报销比例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商业保险作为有益补充是个正确的选择。
    武侠(山西长城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近几年，健康保险成为销售最好的险种之一，中国百姓对商业医保有需求。一些地方由政府出资补贴，鼓励参合农民购买商业保险，这种模式也很受保险公司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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