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积极探索需求侧民生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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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周天勇
在政策层面，需要通过加快城乡和地区间人口、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的流动，来提高居民的收入;用农村各类土地产权和市场体制的改革，使农村土地有资产和财富效应，使他们获得财产性和其他外溢的收入;通过工程和技术调水，将胡焕庸线西移，扩大发展的空间，配合以更大力度的产权改革，使迁移的农业人口和农民工人口，包括需要转产转移的城镇职工等获得稳定的就业和理想的收入。
中国国民经济从2007年GDP增长率最高的14.2%降低到2016年以来的6.7%左右，对这长达10年的下行，我们不仅应该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给出一个基本靠谱的解释，还要积极探索，大胆提出一套对应之策，为国民经济走出增速下行局面，实现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尽一分力量。
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速密切相关
首先，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国这次从2008年开始的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人口结构老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产能力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资本替代劳动而解决，实际上人口收缩影响经济增长的是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萎缩，导致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且人口增长长期下行和收缩，发生的是不断相对收缩的消费需求，要求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不断进行出清，使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进行平衡，也就是不断的过剩可能常态化。比如当人口增长上行时，从年增量看，2007年比2006年增加了757万劳动年龄人口，当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7572元，国民经济总消费为100048亿元，每一劳动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13282元。若假定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率为5%，则2007年新增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1005亿元，新增消费为总消费规模的近1%;而2015年劳动力人口减少487万，当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9397元，国民经济总消费为266635亿元，每一劳动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34426元。减去的劳动力人口假定有5%的失业率，当年损失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1594亿元，占当年总消费额的0.6%。可以看出，居民消费需求增量在上行与下行时，相差了将近1.6个百分点。而且中国在1985—2007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58%，2008—2015年下降到0.61%，根据年龄移算，2016—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0.4%。也就是说，经济主力人口增长上行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处于扩张阶段;而当经济主力人口负增长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将处于收缩阶段。
其次，一个国家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业经济转型时，人口较为自由的流动和迁移，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而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城市中对新进入人口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歧视，农村土地产权复杂和市场被管制，农民得不到财产性收益和城市中房价太高，实际上人口城市化形成了“青出老回、在城漂泊”的不能市民化的现象，户籍城市化水平2016年只有41.2%，与同样发展水平的真正市民化了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滞后和扭曲了33.8个百分点。人口流动管制造成的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形成了巨额的消费塌陷，2016年这三个群体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5382元、17702元和10138元，按照人口迁移受阻应该为城市市民而还在农村的人口损失的消费需求为 26665亿元，由于户籍管制不能转为市民的非户籍城镇常住居民损失的消费需求为17150亿元，两项共计消费需求损失43815亿元，占当年全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8.52%。而且，市民化城市化受阻时间越长，积累的错过城市化人口越多，消费需求能力塌陷的规模就越大。
房地产过度发展造成行业收益扭曲
我们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存在向上流动机制，资本和技术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强，但资本技术所有者收入增加的投资边际率是高的，而边际消费率较低;低收入者收入增加的投资边际率相对较低，边际消费率较高，但是收入增长的幅度相对较慢，收入水平不高，导致下一个过程中，生产能力创造的比较多，但消费品购买消费不掉。因此，收入分配向上流动集中传导，极易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中国特殊的土地和住宅等体制，由于对农村土地产权和市场的管制，城市用地从农村低价转移，而城市土地的市场又是行政寡头垄断、饥饿供地、央行放出货币、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等方面互动，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财富和财产性收入的巨大差距，形成了消费能力的不足，传导了生产过剩，不仅传导了消费品生产的过剩，也造成了居住性住宅供给的严重过剩。而且，房地产投资的高利润与实体经济的低微利润，形成了强烈的比较收益调节效应，使更多的资源从制造业等领域退出，进入房地产领域。因此，房地产造成的财富不均、收入差距和产业间比较收益扭曲，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增速这次周期性下行非常重要的原因。
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长期偏低
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分配方面，国民经济和企业税费负担重，企业各种经营成本太高，使企业在人口等因素导致的市场需求萎缩情况下，无法转移其高成本，只得收缩其生产规模;而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则说明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于企业提供的供给严重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因为从供给方面讲，一个国家的产出依靠的是创业、投资和经营，一定的发展水平上，应当有适当的宏观税费负担，以及微观企业合适的税负率，并且企业因金融、能源、交通运输和土地市场的竞争而成本合理，才有人去创业，才有投资者去投资建设，才有企业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和政策经营，才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否则，如果税费负担过重，企业融资、能源、交通、土地等成本太高，创业的人会望而却步，有钱的人就会去投资利润更高的房地产等，经营的企业就会亏损倒闭，就业的机会也就会减少。从需求方面看，国民收入中，如果居民分配的比率较高，消费需求旺盛，国民经济就不容易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当居民分配率较低时，由于政府和企业分配的较多，生产能力扩张快，而居民消费需求能力不足，除非将生产过剩由退税的出口来平衡，结果必定是生产过剩，增长速度放慢。当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外部需求不足，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国内经济体系就会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
由于人口收缩、人口流动迁移被限制，使消费需求收缩和城乡收入差距加大，而城乡土地住宅体制导致财富及财产性收入极端拉大，相向作用，使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1983年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2016年为44.12%。以此为基础，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从1982年最高时的54.46%，2010年下降为35.21%，2016年进一步下降为31.70%，比1982年降低了22.76个百分点。
从中国20世纪80年代起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的连续观察看，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曲线和居民消费占GDP比例曲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费在GDP中比例收缩的基础原因。
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从走势上看是逐年下降的。因此，以收入为基础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也比世界一些国家一般水平低15%，甚至更多，也是一个还在下降的趋势。我们搜集了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完成工业化的地区的有关数据，也观察了转型国家俄罗斯的有关数据，还整理了与中国目前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墨西哥、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数据。这些数据均表明，其居民消费总额占GDP比例，要比中国高10到40个百分点。
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辅之以需求侧民生型财政政策
人口收缩、人口流动迁移的被限制，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占GDP分配比率较低，实际上发生了广大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速度跟不上技术进步、资本集中日益使生产能力扩张的速度，人口收缩老化、市民化的城市化滞后、房地产财富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GDP分配比例较低，综合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是这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方面原因。
今天我们一方面资本越来集中和集聚，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能力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些新问题：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和1.47亿，30年间萎缩了33%，2015到2025年间，21到25岁的年轻人口将收缩36%。这样严峻的人口形势，还不会减少人口红利，从劳动力供给与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吗?人口市民化的滞后，形成了大量错过城市化人口，加上土地和住宅体制形成的城乡财富收入向城市居民和向上流动集中，城镇户籍人口、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和农民居民之间，如果农民人均收入为1，则2016年形成收入为3.06∶1.86∶1的差距，而财产性收入的城乡比更是达到了12∶1。从2012年到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收缩了近2000万，其消费支出的损失规模，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生产为什么过剩，就是因为消费人口的收缩、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口消费率较低这些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而导致。在这样的格局下，主要扩大投资，并不解决居民的收入过低和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而指望出口来平衡，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并不是缓解国内生产全面过剩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治本之策。
当然，对于这样的消费需求不足型的国民经济放缓，采取过去简单财政赤字、发行国债、增加投资、扩大基建等措施就能扭转。继续并且还是主要用借债、赤字和高杠杆，加大基建投资，或者依靠房地产，刺激经济增长，而不去提高和增强大众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能力，这样的政策主张，将严重误导中国经济的未来政策、改革和调整，会给国民经济长期的运行和增长，形成灾难性后果。
中国还是需要从供给侧入手，实行供给侧的经济政策，也配之以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向民生转型一部分，并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挖掘和发挥中国经济潜在的优势，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产不断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的势态。在政策层面，需要通过加快城乡和地区间人口、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的流动，来提高居民的收入;用农村各类土地产权和市场体制的改革，使农村土地有资产和财富效应，使他们获得财产性和其他外溢的收入;通过工程和技术调水，将胡焕庸线西移，扩大发展的空间，配合以更大力度的产权改革，使迁移的农业人口和农民工人口，包括需要转产转移的城镇职工等获得稳定的就业和理想的收入。用这样大力度的举措对冲未来经济主力人口继续收缩形成的增长放缓压力，增加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平衡生产过剩，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