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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创新

“政治文化”概念一经产生，政治学者就从各个角度对之进行阐释和演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农村政治文化可以被看成是农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是农村政治生活的反映，为农民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识倾向。政治文化从其形成那一刻开始就对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村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是农村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加速，农村政治文化表现为明显的过渡性，亟待创新。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治文化变迁促进了农村政治进步
农村政治文化变迁贯穿于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并反作用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农村政治发展的原动力。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治文化变迁促进了农村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政治发展理论认为，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合适的政治结构应当是适合于政治文化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的变化推动政治结构的变革。改革开放以前，农村政治结构呈现出政经一体的集中控制型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政治观念的变化，具有一定自主意识的农民推动农村政治结构向“乡政村治”的方向变化，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农民在农村治理中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其次，农村政治文化变迁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随着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民主、自治知识不断丰富，参与积极性提，农村政治文化正在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过渡。这种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实现了农村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初步对接，既容许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的存在，又为新的政治文化因素的发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随着农村参与型政治文化因素的持续增长，这种混合型政治文化使农村政治发展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舒缓的过程，农村民主政治获得了稳定运行的支持力量。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治文化变迁推进了农民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实践塑造政治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反过来也影响着人们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在传统社会农村顺从型政治文化成为主旋律的时候，政治是少数人的事情，广大农民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新中国建立后，农民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国家主人的地位，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控制和干涉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依然没有摆脱依附者的地位，农村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动员性特点，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高度动员的性质。农村经济改革引起了农村利益结构和农民价值取向的变化，农民从“依附者”向“参与者”转变。千百年来被政治所边缘化的农民成为农村政治参与主体，农民政治参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制度等构成了农村成文政治制架构。但是，从农村政治实践看，现实生活中的农村民主自治状况与成文政治制度存在很大差距，这其中虽有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政治文化因素。理性看待和准确把握农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态势，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农村政治制，引导农村政治向着预定的政治目标迈进。纵观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政治文化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
第一，农村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胶着在一起。
在农村社会调查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和谐的现象：有的农民认为村干部应当选举产生，有的农民认为村干部应当由上级政府任命；有的农民认为村民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有的农民认为村民的权利是政府给的；有的农民认为乡与村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有的农民认为是指导、支持与帮助的关系，等等。即使是同一个农民，其政治观念也矛盾重重。有的农民希望农村干部依法办事，自身遇到麻烦事时却首选拉关系、走后门；有的农民认为官民是平等的，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出浓厚的官本位思想；有的农民认为选举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选举时却不愿意参与投票；有的农民认为村干部应该有能力而且公道，在投票时却不假思索地投票给自己的亲友，等等。种种政治现象表明，农民的政治人格呈现出“过渡人”的特征，他们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连续体上，使农村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过渡性。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和现代政治文化观念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了一幅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农村政治文化图景。农村政治文化的过渡性和异质性是由政治文化的现实性和继承性决定的。农民在不断创造新的政治文化的同时，不可能不受历史遗存下来的某些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且通过自身的政治实践活动延续着某些传统政治文化。农村传统政治文化遗存与农村政治文化内在的自我遗传机制相关，更与社会发展对传统政治文化的需求相关。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走向现代化的，完全打破传统文化，不仅会使社会秩序受到威胁，而且还会颠覆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心理基础。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价值，就在于既可以为现代政治文化建设提供逻辑起点和历史借鉴，也可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心理基础。
第二，农村政治文化滞后于农村政治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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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性集中表现为农村民主制度已经确立，但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的公民文化尚未形成。近年来，农民的民主法律意识有了一定提高，但是，人治思想、专制观念、家族意识等落后的政治文化意识在农民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民对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角色等方面只具有简单的认知，如大部分农民都知道民主这个词汇，知道村委会主任应当选举产生，可是，对于略显复杂的政治制度却茫然不知，极少有人能回答什么是村民的“四项民主”权利。大部分农民能够积极参与村民委员会选举，但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参与动机，有些农民只是为了误工补贴或某种好处而投票，农民长远的和理性的利益动机没有形成。农民已经具有一定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分析能力，意识到政治权力在社区资源分配中的权威作用，希望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应当具有公正的品德，可在投票时却更多考虑家族、金钱、权势等因素，其政治理性没有引导其政治行为。很多农民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缺乏充分的了解，对通过合法政治参与表达政治愿望缺乏信心，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农村大有市场。政治文化的滞后性源于政治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农村政治文化随着农村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不同步的，农村政治文化的变化往往落后于迅速变化的农村社会生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留给我们的民主传统不多，民主政治文化主要源于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农村政治文化变迁是把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合理因素相融合的过程，是实现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注定是艰难的和缓慢的。农村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农村政治技术、政治制度变革相比是最困难的，是“非平衡”的。
第三，农村家族文化在农村政治文化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文化占据重要位置，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特点就是家族文化。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家族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血缘群体生活，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农村社会是家族文化产生、演化的载体，并向城市辐射。新中国的建立，使农村家族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重创。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阶级观念，农民的阶级意识逐渐取代家族意识。当时流行一句话，“亲不亲，阶级分”，这是家族文化走向衰落的写照。此后的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削弱了家族的经济功能，弱化了家族观念，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家族文化失去生存的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急需社会化服务，而当时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于是家族文化重新活跃起来。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农村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开始松动，阶级观念淡化，这一切形成了农村家族文化复燃的外部条件。总之，家族文化的存在从根本上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家族文化的复燃给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带来了挑战。家族文化从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它崇尚等级有序、尊重族长的权威，泯灭农民的主体意识；它把国家看成是扩大了的家庭，是家庭关系的投影，与专制制度相吻合；它主张家族利益至上，与民主所要体现的公共利益相冲突。当农村推行民主时，家族文化不仅无法提供文化上的支持，还可能导致民主的畸变。在一些家族势力比较大的村庄，家族势力把持村民委员会，使公共权力为家族利益服务；有的村庄家族势力为了争夺村庄的权力，相互倾轧，引发宗族矛盾，甚至导致械斗的发生；有的家族势力向乡镇基层政权渗透，收买基层政权领导人。实践证明，在家族势力影响比较大的村庄，农村基层民主无法有效运行，反而成为家族势力可以利用的工具。我们在农村社会调查时发现，被调查对象中有70,3%的人认为家族对选举影响很大或者影响一般。这一现象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家族文化与法治精神南辕北辙。家族文化强调礼俗精神，主张道德约束，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家法”；现代法治文化主张以经常性的、稳定的、公开的法令实行治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种观念差异很大，礼俗和家法适合调整小范围的私人关系，体现了特殊主义价值取向；法律调整整个社会的公共关系，体现了普遍主义价值取向。如果以礼俗替代法律，必然会冲淡农民的法治观念。
例如，有的村庄，族人犯法，全族人包庇；有的村庄还出现了以残忍的族规惩罚族人的现象；有的村庄，族人依仗家族人多势众，漠视法律，公然与政府对抗。家族文化与村民自治精神相矛盾。在封建社会，家族文化在农村自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于建嵘谈到，与中国封建“家国同构”体制相联系的政治文化，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家族文化，这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权力文化，正是中国传统乡村自治的政治文化基础。然而，建立在家族文化基础上的自治是少数人的自治，家族文化的等级观念使少数乡绅掌握乡村的自治权，普通农民被排斥在外。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自治，是民主与自治价值的结合。在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民个体是自治的主体，这与家族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在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民拥有民主权利，而在家族文化笼罩之下，忠孝观念剥夺了农民的权利意识；在村民自治条件下，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源于村民的授予，而以家族文化为基础的乡绅自治权源于乡绅的影响力；在村民自治条件下，权力的行使是公开的，农民对权力拥有者的监督是一项法定的制度，而家族文化浸润下的乡村自治制度实行的是家长制，农民除了服从地方权威之外，别无选择。当然，家族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如一些家族成员为了本族利益积极进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进而掌握了更多的参政知识，提高了民主参与的能力。但从总体上讲，家族文化需要通过有效的改造以适应农村政治发展的要求。
三、实现农村政治文化创新
农村政治文化创新就是通过各种渠道使农民认识和学习现代政治文化，这种认识和学习的过程也是农村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第一，要准确把握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方向。
确定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方向是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方向决定着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内容，关系到农村政治文化建设能否促进农村政治发展。中国是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农村政治稳定在国家政治稳定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在稳固国家目标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为了增加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提高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就要把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通过教育、传媒等渠道，分配给每一个农民，使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熟悉党和国家关于“三农”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培养农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向农村传递党和国家及其领导人对农民的关心和爱护。正如派伊所说，反复灌输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感以及服从中央权威管理的倾向，在新兴国家中是第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此外，农村政治文化建设要为农村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文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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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结束了政经一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乡政村治”模式，农村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取向已经非常明确，这为农村政治文化建设规定了方向。农村政治文化建设要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根据政治文化理论，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的混合型政治文化是民主制度稳定运行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农村，传统顺从型政治文化影响深重，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并使参与型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成分有机融合在一起。为此，一是要向农民灌输基本的政治常识，使农民了解他们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懂得怎样通过法定的政治参与渠道表达诉求。二是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使农民知晓如何合法地表达政治意愿，避免陷入非法政治参与之中。三是培养农民政治参与的正确态度，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村中公共事务，使农民心中生长出真实、理性和自主的政治参与动机。四是让农民相信自己能够影响政治结果，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农民的政治功效感。五是吸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尽管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特权观念、皇权意识、家族文化等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义务意识、民本思想、权威意识、家族文化等也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过度的政治参与倾向，调整农民政治参与的节奏，使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更加平衡。农村政治文化建设还要满足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毛泽东明确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建立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农村政治文化建设要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为公民社会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法治的经济、竞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要有意识地向农民灌输平等、竞争和契约思想，为农村市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内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正义的经济，要给予弱势群体以应有的帮助和关怀，农村政治文化建设要向农民传输正义理念和慈善思想。农村公民社会建设需要自主思想、合作意识和妥协精神，农村政治文化建设要把对农民自主、互助意识的培养放在重要的位置。
第二，拓展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政治文化是需要一定途径传递的。在农村政治生活中，大众传播工具、学校、农村组织和家庭成为传播农村政治文化的主要媒介。
首先，要高度重视大众传播工具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大众传播工具是向大众传播信息的物质工具，它包括电视、广播、报刊、书籍、互联网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工具以惊人的速度介入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大众传播工具对农村政治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农民不仅借助大众传播工具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大众传播工具在农村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众传播工具在农民政治认同、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的形成、维护和改变中的作用是其他政治文化传播途径无法复制的。农民通过新闻报导、舆论宣传等方式形成和增强政治认知。在对1175位农民的调查中，当问及“您主要通过哪种渠道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时，回答“电视”、”收音机”、“报纸”、”杂志”、“网络”、”村里的喇叭”、“其他”的人数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1,1%、4%、13,8%、3,4%、8,6%、1,8%、7,3%，大众传播工具已经成为农民提高政治认知水平的主要渠道。
近年来，国家有意识地通过各种传播工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播法律知识，反映农村活生生的政治现象，这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政治知识，进一步提高农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程度，促进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大众传播工具还影响农民的政治评价。政治评价是对政治领导、政治目标、政治过程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农民通过大众传播工具了解国家的惠农政策，体会党和国家对农民的关心，感受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特别是农民从媒体中观察到领导人亲民、热情、谦虚的政治形象，使农民信任党、信任国家，爱戴领导人。党和国家利用媒体与广大农民营造了良好的情感氛围。然而，农民也通过媒体了解到某些农村基层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专横跋扈，加之自身对农村政治生活的观察，使他们对农村基层干部评价偏低。我们还注意到，大众传播工具不仅传递政治知识，而且塑造人们的政治态度。大众传播工具可以直接表达对政治事务的看法，引导农民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如大众传媒大量宣传农民参与农村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的活动，并给予很高的政治评价，有助于农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总之，我们要积极利用媒体大量传播政治文化方面的知识，借助媒体营造干部与农民的深厚感情，引导农民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众媒体在承载政治文化传播功能过程中，要精心设计，寓教于乐。以往的经验表明，采用专题形式传播政治文化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议题的选择要贴近农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议题不仅要引发农民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思考，而且要向农民传送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想。阿尔蒙德指出：“如果个人就某个政治对象获得了一组前后连贯的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又涉及他们自己的活动时，他们就可能对该政治对象形成一套坚定不移的信念。”
其次，努力挖掘学校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学校在播撒政治知识、培养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情感方面具有强大的作用。学生时代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是人们政治主观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学校在政治文化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通过学校灌输主流政治价值观念。但是，相对于城里人来说，我国农民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较短，平均文化程度较低，尤其是农民中很少有人拥有大学学历，农民在学校学习时期获得的政治知识有限。此外，农村整体教育水平较差，政治课教师的整体素质不高，影响了政治教育效果。所以，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重视农村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改善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帮助农民形成积极的政治态度，培养他们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引导他们掌握基本的政治知识。
最后，要积极发挥各种现代农村组织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培训作用。与其他农村政治文化建设途径不同，农村组织不仅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影响农民的政治态度，还通过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训练改变农民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各种农村自治组织是农民学习政治文化的大课堂，农民在自治组织中学习民主自治知识，亲身体验民主程序，形成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学会妥协与宽容。与学校教育不同，农村组织在提高农民政治素质方面的作用更直接、更有效。萨托利认为：“读书识字或许是真正公民的必要条件，但一个人可以受的教育不错而对政治所知甚少。”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组织数量少，民间性差，管理混乱，农村组织还无法承担起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任务。当前，农民组织建设的重心应该放在发挥农民组织的利益维护功能上。人们获取政治信息的愿望与人们的利益相关。如果农民组织无法发挥维护农民利益的作用，农民组织的参与者就无法在利益的驱动下形成学习政治文化的内在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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