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改革开放三十年组稿

中公

材料一：十七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十六大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材料二：30年6次宏观大调控
第一次宏观调控（1979～1981）——两次中央会议刹住“一拥而上”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在1979、1980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降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为此，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二次宏观调控（1985～1986）——半途而废、留有隐患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当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各种压力下，原计划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1986年的宏观调控仍潜伏着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
第三次宏观调控（1989～1990）——“急刹车”、“硬着陆”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连续10年的快速增长积累了大量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仍然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就过早地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攻关”，由此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现象。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由于这次调控的步伐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硬着陆”。
第四次宏观调控（1993～1996）——“软着陆”、通缩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次起因是1992年以后，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一倍，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了两位数。
这次调整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仅仅经过了两年时间，经济基本上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因此，将其形容为“软着陆”，评价明显比前一次要高。
   
   

gwyone

第五次宏观调控（2003下半年～2005）——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
第五次宏观调控的起因，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加上成功地加入了WTO，各地方、各部门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高涨，经济形势很快又出现了过热现象。
这样，从2003年下半年起又进行宏观调控。这次动手比较早，力度比较适中，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有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特别是对调控延续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因此，其效果可以说比任何一次都好。
第六次宏观调控（2007年下半年～）——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从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居高不下，7月份以来，CPI连续保持在5%以上的高位。因此，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通货膨胀的类型，政府采取了多种经济政策进行治理，在2007年央行已经10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创20余年来的历史新高。2007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集中进行了6次针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从“一刀切”到“微调”和“点刹”，从依靠行政命令到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多重灵活配合，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思路和手段不断改进，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宏观调控，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解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实际应用中常常被误解为行政部门违背市场规律对经济运行的人为控制。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一直都是一国协调经济运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生产力增长的重要国家职能。
我国近三十年来6次大的宏观调控，其中的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要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比如1984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不彻底，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时，即1984年动手调控的时间偏短；而1988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欠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度，即调控的力度偏大；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主要是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新世纪后，2003年的调整，因为“三适”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
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目前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丰富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灵活配合。在未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加灵活有效、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依然不可或缺。
材料三：独到的“中国模式”越来越吸引人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首先，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近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亿人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循序渐进”、政府的作用等，则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中国模式的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
材料四：思想大解放
三十年来，我国曾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三次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对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大有裨益。
一、1978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几天之内，该文迅速传遍神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学术角度来说不过是最基本的哲学道理，并无理论新意，但是，由于它恰好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而结束，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二、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1989年下半年以后，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关于“左”、“右”之争的论战不断，以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
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冲破了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