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山东公考时政热评：谈法治与国家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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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正式对外发布。
    《决定》对法治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原则与路径做了总体描述，是份纲领性文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前景无比清晰，一场法治领域的深化改革由此正式启动。
    法治化推进，将与中国全方位变革的力量联结，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都可能涉及。法治化，涵盖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司法体制以及整个权力体系，而在背后，更与国家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堪称国家精神塔尖上的建设，将体现为国家的文明进程，变革与发展无不是系统而深刻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今天提出，形诸顶层设计，也意味着法治的文明根基在今天日渐坚实，展望一个法治全面覆盖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具备条件。这是欣喜，数十年国家实现稳步推进，自由、平等、公正的认识点滴累积，直至汇流为“法治中国”的参天大树。这也是警醒，法治中国的探索早已贯穿近代百年史，但法治进程的每一次间断，都体现为剧烈而彻底，法治成果的泯灭从来都是瞬间性的，各种教训无不惨痛。
    《决定》提供了纲领，一段新的法治进程开启，但全面的法治化仍然任重道远。《决定》所描述的法治体系、原则与路径，既是方案设计，也是历史总结，中国社会数十年来法治观念的变化与发展，无不折射其中。执政兴国的法治化探索，与社会民间的法治信仰，共同汇流为历史推进力。从根本上来说，法治进步的根源在于公平、公正的价值渗透文明的土壤，从而实现国家上下走向一心。惟其如此，比具体制度改革更加影响深远的，将是法的理性精神长存，成为国家信仰。
    任务仍然艰巨，是因为有些法治认识仍然需要廓清，对法律的一些期待，与法治精神仍有背离。法律报复论、工具论，重刑主义迷恋，这方方面面的误解，甚至有意的曲解，有时候比权力违法的败坏程度更甚。需要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权与法的关系，更是权比法大所赖以支撑的文化惯性，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迷恋，甚至力量、暴力的崇拜基因。
    一定程度上，这个社会，仍然充斥着野蛮时代的法律认知模式，在一些人看来，法律不过是打击、压制的时尚包装，仍然有太多的恶习能有机会假借法的名义，“合法化”仍有各种虚假仪式，法治口号有各种套词，有些人言必称法治，却对法治一无所知。改变这些，远比制度层面复杂，可能有些改变只能依靠时间。
    依法治国的推进，也将是一场学习，法治的具体操练要在时间中积累经验，储备智慧，法治信仰要在更长的时段中建立、维持并使其坚固。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法治的建立和巩固，已经从历史记忆、教育训练、公共参与等各个层面展开。法治，唯有使其成为我们文化系统里不可更易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我们国家所赖以安身立命的资本，它才能变得根深蒂固，并且枝繁叶茂。
    一段新的法治化进程打开大门，可能会继续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但前进只能更加坚定，擅自更易的步伐注定代价惨痛。这是一场改革，也是一段历史进程，有些在国家制度设计里包含，有些则在潜移默化的社会变化中，可能难以预计，但前景一定乐观。让法治植入国家文明土壤，成长为国家信仰，这是让人激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