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公务员面试热点：“保姆纵火案”折射家政市场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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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
　　近日，杭州城东高档小区蓝色钱江18楼一住户家中大火，女主人和三个孩子不幸殒命。该户保姆莫某晶因涉嫌放火罪已被刑事拘留。据称，雇主对保姆非常好，不仅开出了高工资，而且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她，结果换来的却是偷盗和杀人。据悉，该保姆之前曾因沉迷赌博欠下大量债务并被法院判决还钱。其还因手脚不干净被前雇主开除（6月26日界面新闻）。
    【各方言论】
    法制日报史洪举：近年来，与保姆有关的恶性案件屡有报道，广州的“毒保姆”何天带、陈宇萍案件就曾引起全国轰动。而保姆虐待幼儿、老人以及偷盗财物的案件也不在少数。应该说，此类事件暴露出家政行业管理原始、混乱无序的现状。有必要引入信用评价等机制，切实保障雇主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将有劣迹的保姆驱逐出家政市场。
    保姆作为提供服务的特殊群体，长期在雇主身边，有一定依附性。在提供衣食住行、照料服务的过程中，保姆需要进入雇主家庭，接触了解雇主家庭成员，甚至熟悉雇主爱好、缺陷、财产、隐私等信息。很多的情况下，保姆对雇主的了解要比其家属更深入彻底。这就决定了保姆必须是品行端正、鲜有污点或前科的人，同时要确保雇主知情，能够全面了解保姆相关信息。否则，雇主就很可能引狼入室，上演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
    但随着“两孩”和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来临，我国家政服务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行业面临巨大缺口，同时也隐藏着巨大隐患。目前，家政服务企业整体上呈现小而散、管理粗放的特征，很多家政服务企业仅起到中介作用，既缺乏对保姆本人的了解，又很少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和后续监管。这样一来，从业人员便可能良莠不齐。如据报道，莫某晶一定程度上就是因躲债才从广东老家跑到杭州从事保姆行业的。
    一些保姆因虐待老人、儿童，盗窃财物被开除后，很可能离开该雇主而另换一家，甚至到其他中介公司重新就业。令人遗憾的是，在保姆的正常流动或非正常“流窜”过程中，家政企业缺少对保姆的评价和管理，之前的雇主更无法将保姆的劣迹和评价如实反馈出来。这就导致一些劣迹保姆露馅后还能够轻松地换一家雇主甚至另换一个城市继续祸害。雇主相对于保姆而言，虽然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上可能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却可能处于劣势地位。雇主的家庭财产有可能被盗，家庭成员有可能被虐待甚至残害。
    因此，有必要对家政行业进行有效规范。一是提高家政行业的准入门槛，让管理混乱、对雇主不负责任的企业退出市场。二是不妨强化对保姆的背景审查，这样的审查不仅仅是看一下身份证和健康证了事，更应注重在品行、道德、前科、信用等方面的调查，将有犯罪前科，有赌博、酗酒、吸毒恶习或其他信用污点和行为劣迹者拒之门外。要知道，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要是有相关前科或者重大交通违法行为，就不得从事该行业。那么对品行要求更高的家政行业，有什么理由对从业人员放任不管呢？
    在互联网技术时代，不妨借鉴电商行业的评价模式，由相关行业协会牵头成立第三方平台，在不侵犯保姆个人权利的前提下，让雇主能够对保姆服务打分评价以发挥制约作用，并让其他雇主全面了解保姆的相关信息。这样才能逐渐让家政行业在优化的组织、管理、培训中更加专业化、职业化，让雇主和保姆均从中受益。
    新京报仲鸣：结合此前的“毒保姆”事件，有必要反思：家政服务业如何完善个人信用机制，该否像导游行业为治理乱象试点“互联网+导游领队”改革、建立导游点评系统那样，搭建保姆点评平台。
    从舆情层面看，该案有个冲突点在于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保姆与雇主。在不少人眼里，二者对应的社会标签就是“穷”与“富”、“底层”对“精英”，因而将此事置于阶层维度去审视。凤姐就写了篇爆款文，借此讲到很多底层人有偷盗之类劣根。
    近年来，舆论场内很多风向在转向：以往有些人“仇富”，如今喊富二代“老公”现象很常见，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仇穷”的人则不少；以往人们斥强者通吃，现在很多人则把“你弱你有理？”挂口头。但贫穷不是种道德缺陷，就算是“穷人”做坏事，也不等于“因穷而坏”。贫穷记忆的确会塑造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之前公园免费厕纸被大爷大妈们“顺”走，就跟以往“穷怕了”有关。其原理类似于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分析的，我们哪怕肥胖还忍不住吃，是因为我们的DNA还记得在草原上食不果腹的日子，还装着饥饿记忆。可顺走“公家”东西，跟罔顾无辜者生死的纵火恶行之间差了几万条街。前者只是不好，后者则是大恶。而能迈出大恶这一步的，通常都是人格有问题。更何况，涉事保姆无论从家境还是待遇，都跟“穷”不沾边。所以保姆纵火案，跟“穷”压根没太大关系。搞仇富或仇穷显然不应该，该“仇”的是无人性乃至反社会人格，这才是问题关键。
    东方网丁慎毅：杭州保姆纵火案，在一次映照出当前的保姆市场乱象。
    《2016-2022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研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家庭服务业的供求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总体上的供不应求、服务质量上的供不应求以及季节性供不应求。管理不规范、监督机制缺失。服务价格混乱、服务标准不健全。员工制企业发展困难，市场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家政培训体系不完善。家政业存在的各项短板，使得保姆市场乱象频现：保姆盗窃雇主财务、保姆毒害老人、保姆虐待幼童、母婴在月子会所感染疾箔…另一方面，保姆社会认可度低、流动性大等因素，又使得好保姆难找，且往往佣金不菲。而一般的保姆由于其资质、品行等难以审查，人们又不敢找。在“养老”与“育斜双重压力不断加大的今天，使得人们进退两难。
    为了解决家政服务质量的问题，国家《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和《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两项标准于2016年2月1日正式实施，但这些行业标准并非强制，而是指导性的，约束性有限。而早在2000年，我国就将”家政服务员“规定为正式职业，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管理。然而，16年过去了，整个家政服务业的职业化程度与社会期待仍相距甚远。这也进而导致了人们对保姆的无可奈克。比如，眼看着家里的值钱东西少了，却很难抓到现行，除非有监控。可就是有监控证据确凿，你还不敢报警。因为保姆认得家门认得孩子，谁也不敢保证事后报复。只能草草打发走了这个，还得继续找保姆，谁叫孩子没人看呢？再比如体检。东家不问，中介不会提体检的事。而体检需要保姆自己出钱，所以有些人能省则省，即使做了体检也只是血常规等简单项目，如果遇到东家对保姆要求比较严格只能自掏腰包。
    促进一个健康稳定的保姆市场良性发展，就必须政府监管创新和市场创新两条腿走路。
    就政府监管创新来说，要鼓励人们转变观念，通过坚强职业学校专业建设，由职业学校向社会输送专业人才，让保姆向职业化正规化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对家政公司的监管。让家政公司为客户严把质量关：应聘保姆有没有犯罪前科，有没有官司缠身，有没有传染性疾病，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等，背调信息应向雇主公开。假如家政公司不作为，应被吊销营业资格。同时，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来平衡保姆市场的波动。
    就市场创新来说，可以参考一些地方的app对家政人员打分机制，像对电商的评价一样，雇主对使用的保姆给予好评或差评，需要雇佣保姆的雇主，可以在雇佣前参考这些评价，直至建立起全平台的”大众点评“系统。
    凤凰评论：回看”保姆纵火案“，在出事的一家人和保姆之间，原本是基于合同形成的雇佣关系，也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他们所居住的豪宅，另设”保姆电梯“，目的是让雇主生活与家政服务”泾渭分明“。但现实却是，他们的个体与法律边界依旧”模糊“。
    他们就像是一个传统的”大家庭“，雇主给予保姆很多”优厚“待遇，可以说超出了雇佣关系的范围，甚至不无”温情“。或许，在一些人看来，何必要把人际关系变得那么冰冷呢？问题是，徒有所谓”情义“，罔顾基本权利和义务，法律意义又在哪里？
    我们看到，即便是保姆涉嫌盗窃，甚至数额巨大，仍在以传统”礼法“私下处置，却忘了公民法律义务，忘了所处环境已不再是”熟人社会“。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非常熟识，不仅降低了法律需要，也化解了陌生人的危险性。今天，无论是雇主一家，还是家政公司，都难以对保姆做到”知根知底 “，时移势迁仍以”礼“相待，而不是依”法“以对，难免要尝到苦果。
    熊熊的大火，不应烧掉个体与法律的边界。痛定思痛，一场喧嚣的人间悲剧过后，更应深刻反思，这个转型变迁的社会，个体和法律的边界，如何能更加清晰，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