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考申论热点：国际友人笔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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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家形象，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外部世界看本国时得出的最鲜明印象。国家形象本身是虚拟和抽象的，总得通过一定形式的载体表现出来，而这种载体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比如，在一国得到全民拥戴的国家领导人，由于他(她)代表了本国人民的意志、体现了这个国家精神层面上的最高追求，因而他(她)自然也就成了国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载体;再如，一个国家在抗外侮、争独立、求解放的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批批前赴后继、为国捐躯、为民争利的庞大英雄群体，由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追求的都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以整个群体也就可以看作是全民族的脊梁。因而，众多国际友人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个英雄群体所做的客观、真实而又感人的报道，都是对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范围内最有力、最有影响的传播。
    下面，就“国际友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在这里做个初步简要的考察和分析。
    一、国际友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与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所做努力取得的成果，有哪些不同?特点在哪里?
    简单扼要地说，他们所做的传播，扩散面大而广、速度快、公信力强、影响深远而持久。其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原因大体有以下一些。
    1.这里所说的国际友人，都是来自国外的、主要是西方的记者和作家。西方的读者对他们有着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他们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相信，并较易赢得广大读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可避免受众把中国人对自己的报道视为“王婆卖瓜”而加以抵制情况的发生。
    2.国际友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运用的多为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主流媒体，也是强势媒体和出版渠道。这些媒体发行量大，覆盖面广，传播快。另外，一些出版机构也都极具活力。
    3.直接用西方读者通晓的语言进行写作。这极大地便利了受众阅读。
    二、国际友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在历史上都起过哪些重要作用?
    笼统地说，国际友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所起的作用，就是通过不断向外部世界如实介绍中国的情况，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同情和支持。但如果认真细致地思考一下，就会感到并不是那样简单。
    1.在中国的革命和进步力量处于被围困的时期，是他们突破中国反动当局的严密封锁，向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扇能够如实了解中国的窗户;而在中国国家建设初期，又是他们竭力抵挡那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对新中国的恶意扭曲，努力用自己的笔和镜头，给外部读者送去了一幅积极向上的中国图景。
    2.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他们同新中国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建立起了彼此高度理解和信任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上升到国与国的层面，就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从而竟能使他们笔下的传播文字神奇地转化成一种力抵千钧、实现国与国之间重大外交战略的推动力量。
    回想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中国为同美国实现正常交往、建立外交关系，正是由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面，通过长期以来跟中国关系密切的国际友人及时传递了相关信息，最终才使尼克松访华得以顺利实现。具体来说，美国尼克松政府当局，正是看了斯诺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对毛泽东的访谈文章，才迅速决定让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斯诺透露了毛泽东对他说过的这样几句话：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不论是作为游客，还是作为总统——他上了一架飞机就可以来。
    3.众多国际友人当时向世界所做的关于中国实际情况的报道，今天来看，它们的历史文献价值都是十分巨大的。因为，这些报道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寻求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中所经过的历程。他们当时留下的这些纪实随笔，不少已被公认为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必读课本。
    4.不少国际友人关于中国革命和对敌斗争的外文著述，由于其明显的进步性质，往往很快就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从而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读者，促使他们积极地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中去。
    三、国际友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在我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整个事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回答应当是：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从历史上看，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贯十分重视结交一些同情中国人的苦难遭遇、认同中国共产党爱国爱民主张、为人正直、赋有正义感并具有进步思想的外国记者和作家，来加强我党、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以扩大我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回顾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日寇大举入侵，革命危在旦夕。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人急需突破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将自己的抗日主张和决心以及陕北地区军民实行民主改革、积极抗日备战的实际情况传播出去，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却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最终想到借助外国有进步思想的记者和作家来帮助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结交外国媒体圈的进步朋友、扩大和传播“红色中国”在世界影响的做法作为我党整个外宣策划中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来对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都曾多方设法，邀请西方记者到陕北访问，并高规格、热情地给予接待，与他们促膝谈心，就中国和世界大事以及各方面的突出问题坦诚交换意见，从而结成深厚友谊。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与斯诺夫妇、朱德与史沫特莱女士之间的真诚交往及其带来的效果，堪称中国共产党人结交西方新闻界进步朋友在传播国家形象上取得明显效果的两个范例。
    2.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些知名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也都很重视通过西方新闻界进步的朋友向世界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为此，他们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细致工作。
    宋庆龄和鲁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可以从相关国际友人的言谈中得到证明。比如，埃德加·斯诺就曾对20世纪中国的名记者萧乾说过：“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则说，鲁迅“是我在中国生活中给予我最有力影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