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选调生申论热点：焦虑的年轻白领和大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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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链接】
    无论在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社会中，年轻人的抱怨和困扰都已引起人们广泛关切。年轻人对于自己是“屌丝”的抱怨，对于社会对自己重视不够的焦虑，对于自我实现和完成不足的困扰等等，都是这些年来社会的典型现象。虽然对这些现象有许多不同分析，但其中心都在于年轻白领和大学生的焦虑。
    　　【问题阐述】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普遍相对丰裕的时代，年轻白领及其主要后备军大学生等都是网络舆论的主流人群。他们温饱完全没有问题，无须为最基本的生计发愁。来自父辈积蓄的支持和可预期的对基本财产的继承，都构成了与社会基本保障一样甚至更重要的经济保障。
    1.现实的生活的压力。现实问题是，他们自己的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大富大贵又都遥不可及。
    2.而在当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富二代”们、网络和金融新贵或者演艺明星的炫目光彩，更是让他们的挫折感和失落感加剧，对人生意义的困惑变大，焦虑加深。
    　　【原因分析】
    1.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普通体力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原来高等教育稀缺时代的收入溢价逐渐消失，很多年轻人在上过大学后并未显示出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往往低级白领工作的成就感不高，未来上升的空间也难看到，加之现在普遍化的大学教育并未培养出年轻人的一技之长，使其很难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下变成社会精英，而是泯然于无数这样过着缺少色彩的平常生活的普通白领之中，时间长了看不到新的前景，就产生了对社会的失望。
    2.教育水平和社会责任导致理想性焦虑。白领群体大多数人都是大学甚至是硕士或博士毕业，高等教育的专业训练使他们具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而这些能力也使他们成为更具有社会批判能力的一个群体。另外，白领群体还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阶层。其证据之一就是有研究发现，白领中有更多人愿意参与各种志愿活动。这种社会责任感和批判能力的交织，正是白领群体产生社会焦虑的重要原因。
    3.理想目标与压力导致现实性焦虑。正如美国人向往成为白领或中产从而过上高品质的生活一样，我国城市白领也希望能实现个人的“小康梦”。所以，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们普遍具有较高的生活目标和成功追求。然而，虽然有份不错的工作和较好的收入，但畸高的房价却使得他们“望房兴叹”。在中国这种无恒产则无恒心的文化氛围中，因漂在城市而产生的强烈焦虑是不言而喻的。与房子相关的婚恋、子女教育，还有医疗、养老问题等等对白领们来说都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它们成了欲图在城市扎根的白领们难以逾越的N座大山。
    4.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导致比较性焦虑。城市白领属于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下阶层群体，但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上层社会群体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学历、收入等相对较高的白领，他们很容易以社会上层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而当以社会上层作为参照群体时，其结果就是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我们不妨将这种焦虑称之为社会比较性焦虑
    实际上，现在主要的经济体都面临中产失落问题。所谓1%和99%的不公平问题，不再是赤贫无产阶级和脑满肠肥的富人之间的矛盾，而是部分传统富人、新科技和金融以及演艺等领域新贵与普通没有一技之长的白领等群体的冲突，大学生普遍的不满在于原有高等教育收入溢价的失去。这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新议题，不是哪个国家独有。中国当下年轻人的状况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其实也都相似。
    　　【对策分析】
    第一，建立适合当下的制度性保障体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马皑：缓解白领焦虑，在社会转型越来越趋向于个人化的今天，白领阶层对于明天的无法预测、无法控制势必导致更多的焦虑感，其深层原因在于因缺少稳定的制度性保障，导致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缺失，由于缺少应对挫折的能力而放大预期风险。因此，缓解焦虑的首要之策在于建立适合当下的制度性保障体系，提供相对稳定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建立政府诚信，依靠制度稳定实现个体心理稳定。
    第二，强调公平和秩序控制焦虑风险。在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状态下，白领阶层的焦虑是可以预料的，原因在于该阶层通过多年奋斗已经占据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具备参与新一轮竞争的资格，具有上行流动的可能性，他们对自己、对社会的期望更容易转变为无形的发展压力。然而，对白领阶层来说，发展中的焦虑更多地来自于竞争中的不公平。在中国，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形态是官本位社会中特权的“加塞儿”现象，少数掌控权力的人可以利用公权力和官僚人脉提高自己在竞争中的权重，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导致更多望尘莫及的白领将幸福与权力划等号，白领阶层在“羡慕嫉妒恨”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只有公平能让他们相信没人“加塞儿”，只有秩序因为存在可预测的希望令他们不必焦急。
    第三，倡导多元价值观缓解发展性焦虑。客观地说，白领阶层衣食无忧，本不应成为高焦虑群体。事实上，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生存压力，但发展压力确实是最为显著的。这其中，除了因个人、家庭、家族的上行流动产生的焦虑之外，最为明显的发展性焦虑来自对子女的期望。首先，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白领阶层因为自己的成功天然地认为自己的孩子也必然成功，对孩子的培养往往成为他们家庭生活中的大事。其次，对孩子的期望还受到社会评判指标的影响。当成功的标准事实上被一元化为拥有权力和金钱的时候，从上幼儿园开始，对好学校等优质资源趋之若鹜。因此，缓解发展性焦虑要依靠全社会对青少年评判标准的改变，白领阶层在自我心态调整的同时，更有责任和能力倡导多元的价值观。
    第四，构建坚实的社会支持系统。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解构了原来熟人社会的人际格局，在大城市这类生人社会中，虽然人际之间物理距离很近，但心理距离很远，作为外来人口的白领阶层，常常因缺乏互助的社会支持系统而缺少抵抗风险的能力和勇气。建构适合社会变迁形势下的新型社会支持系统，为白领阶层提供情感、人际、经济互助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为此，既要依靠城市的包容，原有居民在制度上、心理上接纳外来者;也要依靠政府以社区为中心为外来白领等居民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和心理上的互动;还要依靠白领阶层根据共同的需求、共同的兴趣，自己组织起来形成小范围的熟人群体。
    第五，积极的自我心理调节和建设。必须承认，独生子女已经成为白领阶层的主要成分。近三十年来，中国式家庭关爱曾经为独生子女的成长建构了遮风避雨的温馨氛围，这代人本身就成长在无需自我控制和预测的环境中。因此，白领们要有敢于面对、应对挫折的心理预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提升能力和自信减少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