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组稿

中公

材料一：十七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十六大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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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30年6次宏观大调控
第一次宏观调控（1979～1981）——两次中央会议刹住“一拥而上”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在1979、1980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降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为此，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二次宏观调控（1985～1986）——半途而废、留有隐患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当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各种压力下，原计划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1986年的宏观调控仍潜伏着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
第三次宏观调控（1989～1990）——“急刹车”、“硬着陆”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连续10年的快速增长积累了大量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仍然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就过早地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攻关”，由此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现象。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由于这次调控的步伐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硬着陆”。
第四次宏观调控（1993～1996）——“软着陆”、通缩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次起因是1992年以后，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一倍，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了两位数。
这次调整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仅仅经过了两年时间，经济基本上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因此，将其形容为“软着陆”，评价明显比前一次要高。
第五次宏观调控（2003下半年～2005）——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
第五次宏观调控的起因，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加上成功地加入了WTO，各地方、各部门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高涨，经济形势很快又出现了过热现象。
这样，从2003年下半年起又进行宏观调控。这次动手比较早，力度比较适中，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有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特别是对调控延续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因此，其效果可以说比任何一次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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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宏观调控（2007年下半年～）——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从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居高不下，7月份以来，CPI连续保持在5%以上的高位。因此，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通货膨胀的类型，政府采取了多种经济政策进行治理，在2007年央行已经10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创20余年来的历史新高。2007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集中进行了6次针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从“一刀切”到“微调”和“点刹”，从依靠行政命令到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多重灵活配合，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思路和手段不断改进，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宏观调控，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解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实际应用中常常被误解为行政部门违背市场规律对经济运行的人为控制。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一直都是一国协调经济运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生产力增长的重要国家职能。
我国近三十年来6次大的宏观调控，其中的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要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比如1984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不彻底，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时，即1984年动手调控的时间偏短；而1988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欠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度，即调控的力度偏大；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主要是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新世纪后，2003年的调整，因为“三适”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
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目前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丰富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灵活配合。在未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加灵活有效、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依然不可或缺。
材料三：独到的“中国模式”越来越吸引人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首先，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近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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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亿人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循序渐进”、政府的作用等，则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中国模式的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
材料四：思想大解放
三十年来，我国曾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三次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对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大有裨益。
一、1978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几天之内，该文迅速传遍神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学术角度来说不过是最基本的哲学道理，并无理论新意，但是，由于它恰好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而结束，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二、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1989年下半年以后，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关于“左”、“右”之争的论战不断，以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
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冲破了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
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生动局面。
三、1997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稳步推进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这样，我国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敏感词汇——私营，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在所有制这个问题上，思想理论界、媒体舆论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一直没有停止，人民日报等党内大报先后加入其中。
在这种纷争不断的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姓“公”姓“私”的争论，但含义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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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静悄悄”的思想大解放，我们已从后来的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中明显感受到。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实施战略性改组，股份制、合作制、租赁承包等所有制形式先后出现，民营、私营企业比重逐年上升，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也随后跟进，市场经济步伐在全国明显加快。
分析：回望我国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三次大解放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都使干部群众打破了精神枷锁，带来思想的跃进，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不过，在侧重点上，三次大解放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从哲学理念上突破，它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个人崇拜，属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经济领域突破，它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打破的是计划经济崇拜，以生产发展为中心。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也在经济领域，但重点在体制创新，它冲破的是姓“公”姓“私”的束缚，打破了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崇拜，是第二次解放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改革。
总结分析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人们的早期改革诉求大都着眼于衣食住行、温饱富裕这些经济层面的东西，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原有问题的解决，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又暴露出来，社会的改革要求也由此更加迫切，但基本还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距今已过去十一个年头，现在，当我们的改革走向深入，当经济、社会矛盾与改革中的其他问题产生摩擦，我们是否思考过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答案是肯定的。十七大报告在引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把解放思想称作“一大法宝”，充分说明我们党对解放思想的高度重视，充分说明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今天在解放思想上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尤其是当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民生这些问题交织一起的时候，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难度无疑更大更高。因此，这次思想大解放的“点”应该选择在哪里，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路径应该如何选择，这一切，恐怕是我们回望三十年思想解放与改革历史过后，需要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材料五：海南经济改革开放历程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和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历程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历史上的海南岛长期孤处南海，开发较晚，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建国后，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海南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其地处国防前线，加上受当时特殊政治环境和经济体制的束缚，使这颗南海最璀璨的明珠长期未能闪烁出应有的光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海南的探索者必须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虽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海南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和历史性进步，但要在一个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边陲岛屿开创改革开放大业，必须不断解放思想，要进一步冲破有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观念的束缚，敢想、敢闯、敢为天下先。
在30年改革发展中，海南经济特区努力发挥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窗口”、“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取得了大量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全国创造了多个“率先”：率先试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进行省级机构改革试验；率先实行省直管市县的管理体制；率先推行燃油附加费改革，实现“一脚油门走到底”；率先实行企业注册登记制度改革；率先实施医疗保险制度综合改革；率先实施国有资产委托运营改革；率先实行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市场化改革；率先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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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2008年4月7日至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时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关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海南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
材料六：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中新网新加坡2007年11月19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9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中国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0.6亿美元，2006年达到1.76万亿美元，增长了84倍，跃居世界第三位。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成就举世瞩目。
温家宝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实现近30年的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温家宝详细介绍了中国所取得的系列成就：1978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2006年末已突破1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教育、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对外交流也日益增多，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通过相互学习，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有了很大提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回顾中国近30年的发展，温家宝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他再次强调，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会变。本世纪前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中国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将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更不可能改变。
分析：下面这些数据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2亿元人民币，到2007年底达到24.66万亿元，世界排名上升到第四位。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到2007年，中国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3万亿美元。1978年恢复高考后有40万大学生走进大学，2007年则有490万大学生走出校门。1978年私人轿车等于零，如今，私人轿车达到了1330万辆，有1亿多人拥有机动车驾驶证。
材料七：科教兴国
“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我国发展战略的首位。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经济建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15年直至21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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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经中央批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立，并于6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朱?基总理主持，指出要深入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经济和建立创新体系的重要批示精神，国家要在财力上支持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
分析：“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本专题综合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始终坚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由此带来了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其成就举世公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历经艰辛探索、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十年动乱之后，我们党和国家走到一个决定前途命运的重要关头：要么按照“两个凡是”的思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沿着“左”的道路走下去；要么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要么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一条新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强调，要彻底改变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路，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1978年，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创举。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30年改革开放很好地实现了它的预期目的：第一，改革开放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1978年-2006年之间，中国GDP总量年均增长9.7%，2006年是1978年的57.5倍。第二，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在1978年-2006年之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45%，2006年是1978年的34.2倍。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7.21%，2006年是1978年的85.3倍；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6.74%，2006年是1978年的6385倍。第三，改革开放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30年来，我国迅速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使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6年的2.3%。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2006年减少到2148万，贫困人口比原来减少了10多倍。197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8岁，200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2.4岁。
改革开放是中国在新起点上夺取新胜利的必然要求。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完善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进一步增强改革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增强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