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热点解析：奇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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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论述]
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容易有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李克强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必须看到，现有成果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不小距离，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李克强
[证明存在的合理性]
一些奇葩证明的产生大多跟权利、责任和利益有关，证明的泛滥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现实利益关系的复杂和权利法律意识的觉醒。证明是一种法律关系，只有用法律明确的关系才有法律效力。它比以前模糊处理、常识判断、经验分析无疑更进了一步，也更趋理性科学性。
一个个证明其实都是办事部门的免责金牌，与其说是拿来卡别人的，不如说是拿来保护自己的，有证明就可以证明不是我们的责任，哪怕出了事也能推到当初办证明的机构上。这看起来是推诿之举，但动机无非是为了规避风险，有其合理之处。
[危害性]
一方面，“荒唐证明”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老百姓。从出生的准生证到死后的骨灰存放证，不足百年时间里，常用证件就一百多个，而为了办一个“荒唐证明”，不少人“跑断腿”盖章，花在上面的时间、人力、物力等成本“不计其数”，这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伤害了简政放权的成色，明显与中央简政放权的初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暴露出目前审批繁琐的问题依然存在。当前中央大力提倡“简政放权”，要各相关职能部门行政审批时明确时限和责任主体，要求将繁杂行政审批事项程序简化，打破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困境;诸如此类“荒唐证明”，是职能部门之间不愿担责、独自为政、又不愿意互相核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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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原因]
奇葩证明能够野蛮生长甚至大行其道，主要有五方面原因。
一是权力太“任性”。不少地方不少领域，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权力清单和程序规定，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公章意味着权力，权力意味着有寻租的可能，权力一旦变味，打官腔、甩冷脸、踢皮球就在所难免。
二是利益存勾兑。个别人员把权力当资源做等价交换，是培育奇葩证明、不必要审批的坚实土壤。正常申请办证层层卡壳，但塞点灰色收入很快就“特事特办”，这种行为大行其道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证明，到最后都得通过花钱找人解决，比如去派出所塞红包证明自己没犯过罪，其实是“用犯罪方法证明自己没犯罪”。
三是信息存壁垒。客观而言，政府各部门之间目前还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一个部门审批，需要多个部门的核实，一张证明的开具，需要多个部门轮回打游击。审批事项多、办事程序不科学，A部门说需要B部门的证明，而B部门说没有A部门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容易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循环。
四是问责不健全。须看到，在“反腐”、“反四风”大背景下，很多公务人员不再明目张胆地权力寻租，但还有给老百姓办事设置障碍的惯性。一些机关人员不敢再吃、拿、卡、要，就通过奇葩证明搞点“故意刁难”，在被人讨厌中寻得权力的快感。说到底，还是问责机制不够健全，有权必有责、失职被追责没有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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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措施]
奇葩证明的存在，一是贪，个别职能部门手伸得太长，捞过了界，雁过拔毛;二是懒，有事不想担责，所以踢来踢去，互相推诿。说到底，就是手握公权力者没有摆正自身的位置，让本该是服务百姓、方便百姓的权力“跑偏”了，非但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公共服务职能，反而让老百姓磨破嘴，跑断腿，既带来了麻烦，又增加了成本。对此，中公教育专家认为：
一方面，要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进一步加快权力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根治“奇葩证明”过多过滥的现象，就是要真正把审批事项减下来，真正减少借审批吃拿卡要、借机牟利的行政顽疾。同时，尽量简化办事程序，让公众少付出办事的成本和精力，让“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另一方面，要按照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要求，坚持放管结合，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许多不必要的奇葩证明，为公众和企业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东风下，要释放市场活力，调动创业创新的热情，必须要通过简政放权，来为公众和企业服务好，让企业能自由生长，焕发活力。
简政放权，就是让政府放弃长期以来的固有利益，自我革命并非易事，可谓任重而道远。说到底，奇葩证明也正是检验简政放权成色的一个试纸，只有这样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证明能够不难办，不让人纠结，老百姓的切身需求得到满足，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改革的红利，才算是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成功。从这里出发，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成功方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