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很多人因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欲望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有专家认为，社会公众焦虑心态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而引发公众焦虑的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
汪然在广州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汪然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苦心经营，如今工厂年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而汪然却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政策、资金、市场等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如订单无法预期，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加之现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虽然有保险，但不知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汪然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做到老”的目标。他说：“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着身边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汪然也很迷惑：“人们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拥有这些就是成功吗？我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问题1】
刘军1990年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某县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军下岗了。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区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也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也没有了开车的信心。从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军通过招聘成为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总算稳定了，可他还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是根本不够的。【问题2】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李纲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好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在当地领结婚证，就难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上班，李纲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猛回头他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来就和他无关。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包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生病了该去哪医治？孩子还能不能正常上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他们心中的焦虑。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企业老板程强说。去年底，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后来托人找了个朋友，半天就办好了。
刚刚而立之年的小陈，一年收入近20万，但他还是不满足，有车有房，但还是会说，同学开了几十万的车，自己才开七八万的；同学住的是几百平米的大房子，自己还住在两居室，心里很不舒服。于是炒股，买股票、基金，但是心里焦虑，觉得不如别人好。【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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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以汪然为代表的中小企业经营者面临政策、资金和市场等问题；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只重视物质追求，而导致精神追求缺失。
措施1：一要调整其工作内容，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方便中小企业不断发展。二要大力宣传教育，转变原有错误的价值观念。树立在价值观和精神层面的典型和模范，发挥其带头作用。
问题2：刘军等社会底层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下岗再就业、孩子上学、亲人生病等问题。
措施2：政府要帮助困难群体解决就业、子女上学、亲人就医等问题，帮助他们缓解生活上的压力。
问题3：由李纲、小陈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人群面临的不平等的户籍限制，无法同城里人一样享有公平的待遇，以及盲目攀比，价值观、心态不端的问题。
措施3：完善户籍、社保等制度，使公民在住房、福利等方面享有公平的权利，努力让人民活的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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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3 15:3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