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悼念逝者与消费名人的界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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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十月末对许多人来说是饱含哀伤、追忆与思考的一段时间。金庸的离开带走了许多人的武侠梦，微信朋友圈10月30日晚上无数人都在回忆童年;李咏的病逝引发了许多人对健康的思考，微博热搜连续一周都有李咏哈文夫妇的内容，人们通过对类事件的关注寄托或宣泄自己的情感。
而对其中的有一些人来说，名人的离开却恰好成了可以大做文章的“噱头”。细看铺天盖地的各色“缅怀”便不难发现，名人的不幸离世为一些网络写手提供了“从天而降”的最佳选题，成为某些公司市场营销的最佳包装。这样的“缅怀”使逝者不能安静离去，也让公众绕不开这个本应带有哀伤色彩的话题。
缅怀纪念与商业利用同在，这些因生命终结而形成的舆论热点，究竟是在悼念逝者，还是在消费名人?
我们悼念逝者，除了思考生命、死亡的哲学命题，更多的是追思名人个体的存在对于时代与社会的意义。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对于文化传播、人格塑造甚至是社会价值的评判有着深远影响，像金庸俨然成为一代国民的精神领袖，霍金甚至成为全人类的科学导师。他们的离开在某一领域是时代的损失，纪念他们也是给他们曾经的贡献以回馈，这是对逝者莫大的尊重，是给予他们生命最后的尊严。
而消费名人在本质上与悼念逝者有天壤之别。李咏病逝，自媒体又拾起了余温尚存的关于李哈夫妇“移民美国”“捞够就走”的消息，进而大肆发文，以睥睨天下般的道德高度对逝者发起声讨，刷得流量;游戏公司发文悼念霍金，配图却是自己新开发的游戏“皮肤”，这种营销方式可谓“别出心裁”;说起网络游戏行业，金庸仿佛成了许多游戏公司的“后台”，“金庸系IP”被盗用改编游戏的情况死灰复燃，蹭热点给他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别有用心的人借着缅怀的名义蹭热度、刷流量、搞营销，这不是尊重，更不是纪念。当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用网络平台给逝者送行时，也不得不警惕正有人在对生命亵渎。如是，这二者的界限到底在哪?
名人作为公众人物，自然会受到舆论关注，这一点无可非议;新时期经济环境下，发展文化产业，也自然绕不开文化名人。莫言获诺奖后，他的家乡高密用“名人经济”打出一手好牌，“三贤四宝、莫言家乡”文化品牌的树立，《红高粱》拍摄基地及高密茂腔、高密剪纸、高密白干酒等当地民俗、土特产的开发，对于文化和经济具有双重促进作用，这也是名人自己乐见的，也不枉莫言不吝笔墨地将家乡勾勒为“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合理借用名人效应造福一方，的确是对名人的一种致意。
然而我们需要认清，并不是所有热点都适合去“蹭”，并不是所有场合都能借用名人效应。在这个名人离世、众人哀悼的节点上，借此“时机”获得经济利益既得不到名人的认可，又不符合公众普遍的情感表达。更何况消费名人的目的和结果大都是为了个人或某个机构谋私利，其社会价值的多少不言自明。
泰戈尔说，鸟翼系上了黄金，鸟就永远不能翱翔了。追思既然是精神的慰藉，情感的表达，就不应被商业挟持，披上金钱的衣钵。悼念与消费的界限应该是“三点”构成的“一线”：是不是尊重了逝者，是不是以缅怀为初衷，是不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这三点构成了文明社会中生命的庄严。分清这个界限，发声缅怀者不泛滥情感，自媒体不盲目蹭热点，网络平台不煽风点火，才是对道德底线的恪守，对生死这个哲学命题的敬畏。
金庸离开了，曾有人问他人生应如何度过，他留下“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的回答。以尊重予尊严，发声尚可，不必让浮夸的哀号掀起惊涛骇浪;默默追思，不必给消费他的人留有余地。斯人已逝，其言久立;大音无声，润物无形。
文/刘箫锋(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