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不能“摊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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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论述]
要提升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形成适度超前、相互衔接、满足未来需求的功能体系，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高度负责精神，打造首都建设的精品力作。
——习近平
要加强人口服务管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促进人口有序流动，控制人口总量。要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
——习近平
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不该管的事坚决放掉，避免“拍脑袋”决策;把加强公共监管的事切实抓好，用硬措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发展特别是新业态的成长拓展空间。
——李克强
要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使群众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
——李克强
[城市规划不合理的表现]
一个城市的规划存在不足的现象，与政府的执政思想密不可分。规划之初的拍脑袋决策，折射好大喜功的政绩观;公共政策的民意之缺、专家设计的行政干扰之憾，折射规划中的决策武断;主政领导“拍脑袋”决策后却可以“拍屁股”走人，又折射出责任追究和人事考核的疏漏……地方领导一般不愿接受前任的建设思路，都希望能走出自己的新路子，创建属于自己的城市风格，甚至随意“指点江山”、“跑马圈地”，全然不顾既往建设的基础，更缺乏长远的规划意识，大拆大建而欣欣然，殊不知已经造成巨大经济浪费，更与中央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背道而驰。顺着这样的“大手笔”，推土机的轰鸣声固然可以把城市的骨架拉大，但这种摊大饼式的发展，绝不是公众渴求的现代都市，更不是群众欢迎的美好家园。
[原因]
一是规划的修改确实受到许多不太正常情况的影响，其中包括部门至上、官僚主义、政绩要求、长官意志等。许多地方规划部门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过程中，为减轻承担的责任，淡化强制性要求，为之后潜在的修改规划条件打开口子，造成了规划指标不断被修改、突破的乱象。
二是对城市发展的规律把握能力不强，缺乏对城市发展的科学认识。一些地方寄希望于通过试错来寻找发展出路。遗憾的是，许多错误常常被许多前人的经验证明是肯定要失败的，但又存在侥幸心理，希望这一次不一样，继续为错误交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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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规划的科学性也存在问题，有空子可钻。许多规划没有开展科学研究，迎合上级想法，成为拍马屁规划。有许多情况，规划编制单位不是对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开展研究，找出问题症结所在，而是研究领导心理，或者延续粗放发展的模式进行规划。这种规划往往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和国家整体发展需要，使得规划作了一轮又一轮，难以落实或者得到实施，造成规划不断编制或者修改。有的时候，我们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规划泛滥。
四是政绩和利益主体的冲动。特别是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分解，在政绩和经济指标要求下，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或经济增长点成为地方部门领导最为上心的着力点。然而，城市规划又是一项综合规划，很难预见每一年、每一个政绩要求并做出具体反应。为此，将其归罪于规划，强行调整规划来满足要求。
五是决策民主性也存在问题。有些领导追求大手笔、大气派，以反映领导魄力，或者向上级要更多的政策和用地指标，使得规划成为御用规划。但是，这些规划都难以成为法定规划，只是一种愿景蓝图或者部门想法、套上规划的名字罢了。
[措施]
一是进一步完善公共决策机制，比如赋予专家和公众更多发言权和监督权，用政府、专家和公众的三方协同合作，提升规划科学性。
二是健全领导干部考核制度，建构起更为精准的责任追究机制，用倒查追责的方式，督促领导干部不慕虚功，敬畏手中权力，提高科学决策力。
三是科学规划城市建设。尊重科学，尊重需求，避免不必要的巨大浪费;要严谨的调查论证，多听听百姓的意见;要规范项目制度，具体到一个工程，事前论证，事后追责，要有一套严苛的制度规范，从制度上避免人为错误。做到这些，闲置车站等类似的事情才能少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