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考申论模拟：考试申论冲刺模拟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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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1.一些论坛和微博上爆出“宜都将现25岁美女镇长”。一名1986年出生的女孩牟阳，拟任乡镇党委副书记，提名为镇长人选。短短3小时内，该消息引发近千微博网友热议。如同湖北29岁的周森锋全票获任市长、25岁的王圣淇当上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一样，这位同为80后的女镇长的任职引来阵阵疑云，也属情理中的事。其原因并非确凿地指向某些影影绰绰、看似有、实则尚未得到求证的疑点，比如“美女”、“年仅25岁”等，而仅仅是公众心中疑虑的一种折射。
    在当今社会，“富二代”、“官二代”及有一定关系、背景的人淤塞着平民阶层上升的渠道，“拼爹”才有出路、真才实学无用，似乎在时下正趋向于共识。在此语境下，任何看似突兀的破格提拔官员之举，总是难免惹来特别的关注。在这些关注中，尤其是那些呈现于网络上的“闲言碎语”，质疑、愤激的成分多过于改革开放事业后继有人的喜悦，但客观上也起着监督违规、确保公平的正向作用。所以，这种社会情绪的抒发，既不可漠然视之，也无需惊慌失措、过度解读。
    受过去“人选人”方式的影响，制度选人、公正透明等原则迄今并未完全、充分地实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中，对干部任用程序走选举、还是走行政任命路径尚未廓清;对干部的日常考察、考核的机制仍未规范化操作，以至于常常是即兴提拔、仓促上阵。如此则给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留下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干群对立和社会的不信任情绪在日益加剧。
    从官方公布的牟阳个人资料来看，与微博爆料内容基本一致：该女孩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镇上和市统计局任职，由一般干部到局办公室副主任、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再到镇长，也属于步步升迁，而算不上“坐直升飞机”，只是提拔的步子快了些，但谁又能否认是因为其工作出色的缘故呢?
    2.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为官者信仰缺失、道德败坏，却振振有词地说“社会变了”，不变就“跟不上潮流了”;作风霸道、颐指气使，却颠倒黑白地说“如今老百姓难管了、不听话了”，全然不把群众利益放在眼里;私欲膨胀、巧取豪夺，却振振有词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要开放搞活”。有的地方只注意考试成绩和选拔程序，不注意对人选素质的全面衡量，尤其是德行的深入考察，结果选出的干部群众不认可，甚至产生“做人好不如做题好”的非议。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上，往往由上级来评价，这显然是不够的，对政府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公众。同时，干部升迁更多是由上级官员的意志和主观好恶决定，而不由下面的群众来决定，“公众满意度”对一个干部升迁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只“唯上”而不“唯下”。他们只对上级领导和官员负责，而不对辖区里的老百姓负责。显然，这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违背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服务理念，是造成一些干部作风漂浮的根源所在。
    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果的主要综合指标，尽管GDP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有其局限性，但在现时条件下，仍是判断经济形势、出台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量的增长”重过“追求质的提高”的观念，仍然大有市场。在不少地方，尽管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不再像以前一样强调GDP的重要性，可是在不少人心目中，“GDP排名”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再具体到干部考核，选用GDP这样显性、量化的指标，肯定比“调结构”、“保民生”等指标更简单，也更有“可操作性”。这直接导致一些地方的干部考核陷入GDP至上的悖论，只追求GDP数值的增长，而对民生福祉、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等有所忽略。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搞大拆大建、快上抢上，虚报工作业绩，违背了科学发展的理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在人才选拔中，注重选拔对象的教育程度、文学素养、掌握知识的多少，以及综合、推理和判断能力。就初任考试而言，英国的专业技术职务自然要以专业知识为主，而“通才”观念主要体现在行政类官员的初任考试以及晋升到高级文官的人才类型中。
    “通才”标准强调个人学历，故公务员录取者多为剑桥、牛津等名牌综合性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这种选拔人才的标准，使“专才”在文官队伍中地位低下且日益减少，无法进入高级行政人员的行列，参与行政决策和政策制定。但现代社会的政策与决策主要依赖于专业知识，英国人在实践中也逐渐发现以“通才论”考选公务员有很大弊端，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就着手改革，力求“通专结合”。“通专结合”要求公务员知识面宽广，一专多能或者多专多能，既要重视公务员的知识和学历，也不轻视公务员的专业性和技能。
    新加坡对公务员的考评很严格，建立了一套科学、完整的考评体系。程序上，按照自我报告、上级考评和更高一级复签的办法，每年考评一次。考评报告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报告，主要考评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包括个人品质、态度、责任等。这是公开性的，考评结果要反馈给被考评人本人;另一种就是潜能报告，主要考评公务员开阔的视野、分析能力、想象力和现实感，也就是李光耀所说的“直升机”素质。这是秘密性的，主要作为公务员升迁级别的依据。
    新加坡不搞上下级双向考评，也不搞同级左右互评，目的是鼓励各级领导大胆管事，对下属严格要求，不怕得罪人，树立领导层的权威，提高公务员的执行力，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同事之间因互评带来的人为矛盾。
    在美国，对公务员的评估主要是根据公务员本人胜任工作的能力和工作业绩，而不是年资高低、亲疏关系、党派关系等其他因素。工作业绩就是按照工作要求，对公务员的劳动成果所作的评定。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工作成绩良好者继续任职，工作成绩不好者必须改进，工作达不到标准者予以解职”。人事部门每年都要定期对公务员进行全面评定，政府机关首长必须根据评定结果决定对公务员的奖惩任用。公务员评估考核的结果作为公务员任用、晋升的唯一依据。
    4.我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开始于秦汉，完善于唐代，历代王朝都积累了丰富的考核经验。伴随着郡县制的产生，中华民族开启了官吏考核的历史，而且考核制度越完善，考核方法越科学，统治者的地位就越巩固。
    秦汉时期，统治者对官吏实行考课制度。考课就是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绩。考课是用于将职位责任同官员的能力行为联系起来，以考绩的标准来约束和激励官员，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以便劝善戒恶，使考绩得以发挥作用。秦代的考课是通过上计制度进行的。上计制，即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合乎标准的留任，不合乎标准的则罢免。上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课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考课后分列等级，宣明优劣，决定升迁黜罚。
    唐代初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官员的政绩，考核有了较大发展。唐代初期制定了考课法。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令：房玄龄、王硅掌内外官考;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当时尚书省吏部是负责考课的机关。考绩的目的是为了黜恶陟善。考课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升降，还与俸禄的加与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唐制规定：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以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唐代官吏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记入考状备案。大考是综合几年来小考的等第来决定对官吏的赏罚黜陟。考课在唐代作为管理官吏的一种重要的制度，考课定等第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考绩与奖罚黜陟直接相关。
    宋代对官吏的考绩亦称磨勘。宋真宗时，文武官员三年为一任期，一年考一次，三考为一任。宋仁宗时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虽有视考绩情况决定升迁的规定，但实际上是凭年资叙升迁，不问其功而问其久。结果官以资则庸人并进。由于宋代不重视考绩，基本按年资论升迁，所以宋代官员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唯求任期内不发生过错，到期得到升迁就满足了。
    明代考绩分文武两个系统进行，文官考绩由吏部考功司负责，武官考绩归兵部武选司负责。文官考绩方式主要是考满，武官考绩亦称军政。考满，即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考满等级开列之后，按等处置。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得复职，不称职者降。清代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每年进行一次，称为一考，三考为满。吏的汇考，每三年一次。对京官的考察称为京察，对地方官吏的考察称为大计。清代考察具体工作由吏部清吏司主持，清朝政府总结了明朝后期考核制度松散、官吏贪墨成风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封建官吏的考察标准。顺治四年(1647年)颁布四格八法制度。所谓四格，即守、才、政、年。守分廉、平、贪三类;才分长、平、短三类;政分勤、平、怠三类;年分青、中、老三类。根据上述四格，综合考核成绩分为三等：称职、勤职、供职。所谓八法，即：一贪与酷者，革职提问;二软与不懂者，革职免官;三年老有病者，退休离职;四才力不及与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调。考核时，除由都察院协同工作外，还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徇私者按保举连坐法予以处分。所以，清代初期官员比较廉洁，国力也较后强盛得多。
    近代中国，虽然存在战乱和军阀割据，但考核未断。民国时期，县、区政人员均由省政府或部门负责考核。民国20年后逐步形成考核制度，主要形式有检定考试、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县长考试等。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对干部的考核，一般通过一年一度的鉴定形式进行，先自我鉴定，经小组评议，后由单位或组织作鉴定，存入个人档案，作为干部使用的依据。50～60年代，干部考核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社会关系及工作表现、思想作风、群众观点、学习、团结等，尤为重视政治标准。每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肃反、审干、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等，都必须作个人鉴定或小结，并经群众评议和单位鉴定。工作调动、抽调搞临时工作或脱产学习较长时间，结束时也要搞鉴定和考核。提拔重用的由组织专门考核。
    5.让干得好的优秀干部在竞争性选拔中考得好、上得来，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注重考察干部实绩，防止简单以分取人。
    考察重实绩、任用不唯分，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干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实绩是干部德才素质、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的集中反映，是评判干部的基本依据。坚持实践标准，把握实绩依据，才能选出实干之人，彰显实干导向，营造实干之风;防止以考取人、唯分是用，才能不让真心干事的人吃亏，不让投机取巧的人得利。考察重实绩、任用不唯分，应当作为竞争性选拔必须牢牢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
    考察重实绩，就是要把干部的实绩考深考准，以实绩论高低、辨优劣。要突出实绩考察的重要性，加大实绩评价权重，使之不仅成为“优先”条件，而且起到“加分”作用。要注重实绩考察的准确性，综合运用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实地考察、延伸考察等多种形式，全面掌握干部实绩，深入分析干部在推动科学发展中起到的实际作用。要增强实绩考察的公开性，推行民意调查、实绩公示等方法，通过个人“亮绩”、群众“评绩”、组织“核绩”，检验干部实绩的“含金量”。
    任用不唯分，就是要对考试成绩与工作实绩综合分析，不以一张考卷、一场演讲“论英雄”。要坚持原则、认真把关，不能怕担责、图省事、走形式，谁分高就取谁、考上谁就是谁。要把分数票数与实际能力、综合素质与岗位要求、任职经历与发展潜力等结合起来，全面衡量人选的“考绩”与“德绩”、口才与口碑、临场发挥与一贯表现，真正做到好中选优、人岗相适，有效避免“干得好不如考得好、实绩好不如成绩好”的现象发生。
    6.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温家宝总理也曾指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第一目标的工作宗旨和追求，既是为官之道，更是为官之德。
    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官德是检验领导干部党性的“标尺”，政治素质的“试金石”，党风纯正的“风向标”。官德彰，则风清气顺;官德失，则滋生腐败;官德正，则民心安定。可以说，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党和国家大业的兴衰成败。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官德的制度化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规范官德的法规相继出台。不管是《公务员法》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还是地方性法规，既是行为规范，又是道德约束，无疑是从政道德制度化建设中一个重要举措。
    总之，“官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干部言行是否一致，权力是否滥用，道德修养如何，是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各级不妨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凡“发现德行不好的干部一律中止了提任程序，对反映较多但又一时查无实据的拟提任干部做出暂缓使用”，把选任干部的“考核表”交由民意来填写，让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各种“雷言雷语”等“花边”新闻销声匿迹，这样，官员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就不会乱来，官德缺失现象才会一天天好转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仅仅将“考德”作为选拔任用干部一种“硬件”，也是有其局限的。因此，只有把制度规范的他律与操守信念的自律有机结合，以信仰作为制度执行的基础，以监督作为制度落实的保证，硬、软件更加科学完备，中央和地方法规才有更可靠的保障。
    3. 陈思涵来自上海，是四川大学广告专业在读学生。和许多外地同学一样，2009年，陈思涵顺利地办到了“熊猫金卡”。
    2009年12月6日，陈思涵来到成都市大邑县参观刘氏庄园。她在服务窗口出示身份证和“熊猫金卡”，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陈思涵就获得了一张免费通票。凭借这张通票，她还一并游览了相邻的建川博物馆和安仁古镇。
    为了吸引外地游客来蓉，成都市从2009年3月起开展“关爱天府成都体验最佳旅游”熊猫卡专项旅游活动。向四川省外游客发放1500万张“熊猫金卡”，向四川省内游客发放500万张“熊猫银卡”。其中，四川省外游客凭借本人身份证，只需缴纳1元的工本费，就可获得一张“熊猫金卡”。可在包括都江堰、青城山、西岭雪山、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着名景点在内的11个成都国有重点景区享受免门票优惠。
    据统计，2009年“十一黄金周”，成都市旅游业总收入32.6亿元，共接待游客625.9万人次，而持有熊猫金卡的省外游客达49万人，有效拉动了省外来蓉客源市场。此外，旅游消费券的推出，不仅为当地服务业市场扩充了内需，也借此拉动了旅游业上游的制造业。记者日前采访成都市数个小商品市场旅游工艺品商户，商家纷纷表示，旅游消费券直接带动四川旅游市场的兴旺，旅游工艺品也开始呈现出供销两旺的态势。成都市旅游局相关专家表示，旅游消费支出对国民经济产出有着乘数效应。对一座旅游城市来说，几乎没有一个行业的收入与旅游业完全无关。旅游消费券发放产生的“杠杆效应”，将带动整个旅游大市场的恢复和发展。从长远看，旅游消费的支出所带动的国民经济的产出是其本身的数倍或者更多。
    4.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央出台的这十项措施，两年多时间约需投资4万亿元。如此集中、大规模，以政府投资作引导和示范，无疑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一记重拳，体现了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信心和决心。“既解近忧又谋长远，是这次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一大特点。”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这样说。
    此次调整，民生工程被摆在10项扩大内需措施中的首要位置。重大民生工程，首先以政府的投入弥补历史欠账、改善人民生活，还在于能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眼前靠投资，长远靠消费，消费是增长的最终动力。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投资，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
    国务院公布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十项重磅措施中，
2010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四川省发改委主任刘捷表示，四川省近期将举行专题会议，就200亿元灾后重建基金的落实、使用情况做详细说明。据悉，四川还将陆续出台针对性的具体措施，确保在灾后重建关键时刻，四川经济稳步良好发展。
    目前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比较多，教育、医疗费用过高，社会保障标准偏低等等，都让许多人不敢花钱，限制了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步雷说，中央财政可以借此次调整机会，在全民社会保障领域大有作为。他估计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每投入1亿元，居民消费可增加10亿元。
    一些专家建议利用目前日益完善的个税申报制度，出台消费退税政策，因为这一政策能对具备购买力的中高收入群体产生明显作用。不少人指出，如果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不能及时跟进与配套实施，进一步消除老百姓在上学、看病、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老百姓的消费意愿与信心还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彻底的释放。
    某大学一位教授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是一件鼓腰包、顺民心、扩内需的要紧事。
    34岁的叶师傅是福州郊县人，进福州城工作已多年，两三年前开始跑出租。“在福州人眼里，出租车司机算是准高收入者，收入到底有多少?”记者问。叶师傅憨厚地笑笑，“只能算中等吧，正常的话，一月能赚3000元。”这收入来得不容易。叶师傅长年跑夜班，一月只休息4天。而且，他和身边的很多司机都没办理任何社保手续。
    央企高管名义收入节节上升。2002年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以来，高管年薪和职工平均工资12比1的比例逐渐拉大。国资委数据披露，2004年至2007年，国资委监管下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分别为35万元、43万元、47.8万元和55万元，年增长14%左右。
    2007年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为1∶3.3∶2.8，居民收入小于企业所得。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为2007年的39.7%。参与方案研究的专家说，要继续下大力气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以此为契机来提升百姓消费信心。
    5.
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都有一种“今天攒钱明天花”，或“自己攒钱子孙花”、“攒来攒去舍不得花”的消费习惯，转变这种消费观念成为当前的重点任务。以上海为例，近30年来，随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54亿元增至3847亿元，增长了70倍左右。从传统的积累型支付方式，到以信用为支撑的适度超前消费，不仅顺应了消费结构升级趋势，让更多人实现了买车、买房的梦想，而且有助于扩大市场需求，进一步发挥消费这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09年9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7%;新建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7%，环比上涨0.8%;90平方米及以下新建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4.9%，环比上涨1.0%。从表面上看，房价的上涨幅度并不高，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在房价本来就居高不下的基础上，今年以来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城市的房价再创历史新高，房价的上涨幅度“十分惊人”。从某种程度上讲，高房价对中国扩大内需或已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现有模式是以出口为导向，国家提出以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即要老百姓多消费多买东西，多淘汰东西，多制造垃圾，多浪费一点，加快循环。此外生产者多制造产品，就要多消耗能源，多消耗原材料，也派生出一些垃圾。这样的消费和生产诚然对于扩大内需有明显作用，却也造成了环境成本的加大。截至2010年3月份，全国拥有手机用户7.8亿户左右。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3G)，将形成一条相关的产业链，包括芯片、光缆、基站建设和网络
运营等，为我国带来上万亿元人民币的产值。手机必然被视为拉动内需的新亮点，不断有大批的人成为新手机的用户，旧手机将被淘汰，因此废旧手机导致的污染问题也就显得十分突出。对于废旧手机的处理大部分人可能都选择闲置或抛弃,这在无形中将会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如今我国专业的废旧手机回收市场几乎是空白，只能将其当作普通垃圾填埋或焚烧，这些重金属会渗入地下水中导致严重污染。如果不尽快解决回收处理问题，废旧手机及配件将成为中国新的一大污染源。
    网友小A说：“拉动内需，让一些东西搭了便车。每天经过漕宝路的七宝路段，目睹了这段路在近两三年间，时而被凿开又铺好的过程，大约有四五次。好像是在06年下半年，随着9号线一线工程的即将完工，与9号线七宝站和星中路站间相应的漕宝路上的地面修整拓宽工程也开始了，于是先左边地面掘开，铺盖;然后是右边掘开，铺盖;由中间到两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拉链马路’吧。如果没赶上经济危机没有拉动内需的说法，这种次数会少一点吗?或许后两次就没有了?”
    某乡镇负责人说：“家电下乡某种程度上，确实让许多老百姓愿意掏腰包了。因为受到补贴和大幅降价的吸引，老百姓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但是，目前对于整体消费水平还比较低的农民来说，冰箱、洗衣机还是奢侈品，根据我们对于部分农户的调查，农民买了冰箱、洗衣机之后，有的因为电价水价太贵不舍得用，有的觉得需要冷藏的食物不多，买来的冰箱、洗衣机都闲置不用。本来农民的收入就少，这无形中又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浪费。”
    6.
日本政府于1998年下半年编制了一项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目的补充预算，其中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总额达6.8万亿日元，1999年—2000年度的预算中又有近十亿日元的公共工程建设费用。而菲律宾增加的财政支出主要投资于农业和住房。至2004年，菲律宾政府将向农业部门投资1220亿比索(1
美元合约40 比索)来推动农业现代化， 投资2000亿比索建造90万套左右的低成本住房来刺激房地产市场和带动相关行业的生产。
    日本政府为了减轻个人的负担，增加其可支配收入，1998年先后两次实施总额为4万亿日元的个人所得税和住民税减税措施，
两种税合计的最高税率从65%降至50%;同时为了鼓励消费者购买住房，实施购买住房可享受减免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所借的贷款还款可作为减免所得税的对象。
    消费信贷，其实质是适度的超前消费，用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菲律宾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鼓励银行放贷，让更多的资金进入消费领域。比如央行多次调低银行贷款利率，对商业银行在央行超过规定数额的存款支付低于商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9%)，促使银行解决更多资金用于放贷，央行还把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降低了5
个百分点(从17%降至12%)，从而使更多资金开始流向市场。从后期情况看，菲律宾放松银根的政策在个人消费领域已取得初步成效，1999年上半年，其个人消费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5%。
    印度尼西亚是亚洲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其全国人口中大部分是农民、渔民和小业主，中小企业不仅占多数，而且能够吸收90%以上的劳动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印度尼西亚国内经济其他行业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印尼政府优先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在1998年10月拨款10.8亿盾(约14.6亿美元)，帮助中小企业和合作社的发展。因为印尼认为中小企业是拉动国内需求的主力后备军。
    上世纪末，德国通过支持通讯、金融、服务、环保、卫生、健身、文化等产业的发展，以此创造新的大量的就业机会来应对传统工业结构性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失业问题，并推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术熟练的劳动者。德国政府还专门提出一项法律草案，给利用全部或部分时间参与培训者以资助。在税收政策方面，德国政府及专家一致认为，高额的直接税不利于促进投资和创造400万失业大军急需的工作岗位。为此，德国政府于1992年着手进行以所得税改革为重点的税制改革，其中心内容是降低所得税税率和调整税收规模与结构，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案及措施，将个人最低所得税税率由以往的25.9%降至15%，而个人最高所得税税率由53%降至39%;免征所得税的界限由过去的年收入1.2万马克提高到1.3万马克;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由过去的47%降至35%。
    7.
城乡一体化是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客观经济调整的战略性举措，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按照中国从目前的不到百分之五十达到发达国家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城市化率来估计，大约要转移三亿农村居民到城里，相应的消费方式也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市场经济消费方式，这其中释放出的消费潜力是不可估量的。
    为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城市化进程应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同时，还要加快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地方规定制约，加速农业人口流动，不断开拓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渠道，并提供支持农民工技能培训系统，保护劳动力价格，真正提高农民进城的收入。进而解决城乡政策差异，特别是低保、医疗、住房、教育、再就业等方面，最终使农民从土地和户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传统的农村消费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转变。
    与此同时，要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稳定农产品价格，继续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把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不断改善农村流通和消费环境，引导鼓励城市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采取直营、加盟等灵活方式，开办村镇超市、便利店，促进工业品下乡，增加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适销对路商品，大力培育农民的消费意愿。
    在中国，收入较高的人群，基本需求已经满足，这部分人的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增加的收入多转变为投资;而收入较低的人群，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面临子女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但又缺乏消费能力，使其消费行为受限。所以，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会造成难以启动国内消费市场的局面。同时，收入较低的人群相对集中在农村，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也就意味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影响了目前拉动经济的目标。
    “给定资料4”中，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说：“既解近忧又谋长远，是这次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一大特点。”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1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参考答案：
    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一方面能使我国较好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出口疲软等问题，即解近忧;(4分)另一方面也能将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激发出来，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的消费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民众消费意愿不强，收入差距大等问题，解除后顾之忧。(4分)能够把解决眼前问题和利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2分)
    赋分说明：
    1、严格按分值赋分。
    2、不能超过150字，多20字扣1分，最多扣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