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10年半月评论全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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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2010年第10期【半月评论】 建好分好公租房 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刘健
规划建设公租房，正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是政府对民生期待的回应。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考问着政府智慧，关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这块“蛋糕”。
政府有责任为中低收入人群建设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些困扰着决策者的声音：政府应不应该免费或低价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应不应该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何去何从，体现着政府的责任。
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政府对公租房采取划拨土地的方式，选址往往避开市中心，定在郊区，同时政府拿钱辅以比较完善的各类配套，既满足了需求，也适当降低了成本，可是，让我国地方政府免费或低价拿出土地，难免会冲击已成为财政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收入，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而完善的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意味着财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时，政府的选择就应是变“与民争利”为“让利于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应尽之责，同时也是践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
对某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保障房建设回归民生属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对此，老百姓并不满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设进度缓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任务完成率仅为23.6%。
在高房价面前，每个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为他们撑起一个家，是社会良性发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远非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带来的收益与付出，实际是政府思维方式的分水岭。
公租房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义不亚于安居本身，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前几年，面对经济适用房这道考题，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种开着奔驰汽车申请经适房的怪事屡见不鲜，公共资源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寻租”的商品。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以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为标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的确需要住房、又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租住范围。特别是对于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外来农民工更需敞开胸怀接纳，对于收入水平已经提高、不再符合条件者，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需要银行、企业、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实公租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对于隐瞒真实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则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严格审查，香港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抽查公屋住户的户籍和居住情况，审查公屋住户、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申报，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依法刑事起诉。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尽早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借鉴，建立完备的机构，出台相关的法规．避免公租房成为有权有势者的“盘中餐”。相反，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被寻租的公租房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公租房虽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但是同样有着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商品性，要考虑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道“新考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新加坡在为中低收入阶层建设组屋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组屋供大于求、积压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及时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设计，比如设立预购制度，只有认购率达到70%以上，才开始兴建，有效解决了问题。
政府开建公租房以解决民生问题，值得肯定，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拍脑袋或拍胸脯式的决策方式却需要摒弃，地方政府需要广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来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好事办好，办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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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2010年第11期【半月评论】 人才工作需要科学——任彦申
最近，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视人才工作的同时，也需要树立科学的人才理念。
人才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领导者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的重要体现。人事工作，从本质上讲是用人治事，用合适的人，做正确的事。
我们常说，人才难得。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之所以难得，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凡眼不识、世俗不容。创造性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简单认同既成的事实，不拘泥于固定的想法，具有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他们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不按常理行事，不按规矩出牌，“扰乱”了现有的秩序，因而不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常常被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认为是危险人物，加以攻击和扼杀。从古至今，那些改革创新人才常常遭受很多误解和冤屈，大多缘于此因。
古人讲：“有高山者必有深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常常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某种反叛精神。他们自信、自尊、清高、固执，甚至有些古怪，我行我素而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一个人越是把聪明智慧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方面就越是平常甚至笨拙。他们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常常遭到世俗力量的冷遇、白眼和孤立。
正因为杰出人才难得，因此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更应当细心地发掘，大胆地起用，加倍地呵护。识才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胆略，护才需要勇气，有时需要付出代价。大规模选拔人才必须依照制度进行，但“制度选人”不能代替“伯乐相马”。现在通行的标准化的选人方法，只能选出一般性的优秀人才，而那些特殊性的杰出人才则很难被选拔出来，甚至会被当作“不合格产品”加以淘汰。只有领导者独具匠心和慧眼，才能将他们挑选出来。一个开明的社会，不但要为大批常规性优秀人才开辟宽阔的通道，而且要为少数与众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奇才、偏才、怪才留有发展的空间。
人才是人不是神，任何人都是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的集合体，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在一条直线上，优点的延长线就是他的缺点。比如一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人往往固执；一个处事果断、勇于负责、很有魄力的人有时失之鲁莽等等。人才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没有缺点，而在于他具有常人所没有的优点和特长。
对待人才，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短处，在处理人才长处和短处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就培养人才而言，应当扬长补短。既要发扬和发展他们的长处，又要弥补他们的缺失和不足。一个人才总是长处越多、短处越少、素质越全面越好。
第二，就使用人才而言，应当扬长避短。用人之道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每个人最大的成长空间在其最强的优势领域。一个人才的奇迹都是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和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中创造出来的。使用人才应当校短量长，唯器是适，用其所长，各得其宜。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
第三，就保护人才而言，应当扬长容短，必要时敢于护短。古人讲：“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他们有棱有角，敢想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时处事毛躁，难免“洒汤漏水”，说话也会得罪人。作为领导者，对成长中的年轻人才应当多一点偏爱，多一点袒护，多做一些补台的事情，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强壮起来
人才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都能产生优秀人才。比如办好一所大学，需要从事教学、科研、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人才，缺了哪一部分人都不行。毛泽东曾说过，学校的问题，主要是校长和教员问题。他又讲过，大师傅也不好惹。民以食为天，如果学校的食堂办不好，那会每天每刻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情绪，学校就不得安宁。
人才还有着层次性的特点，层层递进，错落有致。每个层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层面的人才都有上下优劣之分，很难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比如优秀的博士生导师是人才，优秀的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同样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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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2010年第12期【半月评论】 路在基层——苏北
贫富分化，劳资冲突，腐败蔓延，权利侵蚀，生活重压……我们正进入一个矛盾凸显、问题丛生的风险社会。
难关在前，挑战在即。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闯敢试，纷纷推出颇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石排镇的民生福利样本，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巴中市的阳光化政务公开……基层社会的自主创造，给焦虑、躁动中的人们带来了豁然的清新和久违的感奋。
回望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几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大胆前行的足迹，看到基层中坚一路闯关的身影。
第一波，是中国农民为主体，争取经济自由的创造。实行家庭承包，创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合作经济，中国农民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第二波，是地方精英为主导，推进基层政改的试验。“成安乡改”，“步云直选”，“长治现象”，“宿迁新政”，鲜明的英雄色彩，映照着基层政府的自我革命。
当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层社会为平台，改善社会民生的新政。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会学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层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各辟蹊径，风生水起——
从“府谷经验”看收入分配。政府积极引导鼓励，老板热情回馈家乡，通过对富的三次分配，投入了“百工矿企业带百村”工程，提升了全县教育、卫生等项公益事业。从“神木现象”看公共服务。12年免费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县朝着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第一县目标迈开了坚实步伐。从“温岭模式”看社会治理。对话型沟通具体问题，决策型协商公共事务，参与式财政预算监督，基层民众拥有了有序参与民主的绿色通道。从“白庙典型”看政务公开。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历历在目，毫无遮掩，最大程度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基层创造，蕴涵着社会前进的标本意义，也见证其敢为人先的分外艰难。难在哪里？一是创新路径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进，三是干部制度的导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五是官场文化的转换。单以看似简单的政府“财务公开”而论．“上面来人，你买包烟买瓶酒都写那么细，领导看到能高兴？”“一应开支全晒在网上．以后怎么向上面争取项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这样的改革困境。
如何让基层改革的路越走越宽，能越走越远？
基层改革者那种不怕丢“乌纱帽”的胆识智慧，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怀，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敢于献身的政治品质，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立足于基层社会自主创造基础上的制度化、整体化、民主化推进，应是改革不可动摇的取向。
如何使基层改革葆有正确的方向和鲜活的价值？
首先，改革当贴近民众需求。要从百姓的情绪、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点，凝聚改革的共识，集聚改革的力量。
其次，改革当坚持民众参与。这些年来，政府和资本的创造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还是百姓自主的创造和百姓参与的创造。
再次，改革当保障民众分享。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厢情愿，改革不可寻租自肥。借机向社会“甩财政包袱”、推脱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改革，最终必然得不到群众拥护。神木改革，就是将不断增长的财政用来搬摔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三座大山，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真正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城乡社会的每一片土地。
如何为基层改革创造更为适宜的气候和更为宽松的环境？
我们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观望，那是改革的不作为。经济发展的转型，利益关系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建设，都容不得我们一再迟滞和拖延。
我们不应求全责备改革的缺陷和运作的疏漏，因为没有人是按照现成的图纸和成功的经验去探路的。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基层干部劳累艰辛，“不是一种真诚情感所在，不是一种献身精神支撑，谁愿意去背负那份额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风险呢？”
我们不必质疑普通百姓主体的素质和参与的能力。温岭当初推行参与式预算时，一些专家反对说老百姓看不懂，没兴趣，是白搞。实际上，主导改革者言：“这个预算开支清单比百姓家里开支列出的账目还要细”，代表和公众不经专门培训就能看懂。“老百姓很有兴趣，还能提出很好的意见。这最复杂的财政预算他们都能参与，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参与？”
改革，最可贵的是行动，是实践，是创造。
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动，是呵护，是与他们一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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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2010年第13期【半月评论】 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低俗化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波在“宁愿坐在宝马车中哭泣”拜金话语的热议中刚刚过去，炫富式的“全球私人甄选佳丽”又在风水大师坐镇，数千名单身女竞相参加海选中拉开帷幕……这样的故事还会一再上演，我们只是在大众的道德叩问中撩开了又一层社会面纱而已。
记得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人心灵充满日新月异、与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当我们仰望星空，令我们景仰和敬畏的那一道天际线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我们对金钱崇拜，对财富炫耀，从抑制、批判、抵抗，演变成麻木、默然、包容，进而转换为今天的附和、向往、张扬？什么时候，我们在多元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现代话语中，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日常化、合理化、漂白化？诚然，“随着时代的变更，观念也在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而非道德的蜕化。诚然，“勇敢地表达对金钱的宠爱，是一种进步”，但这是社会环境的宽容，而绝非意味生活品质的提升。诚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但拜金从来就不等同于美好。诚然，“生活的选择是个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掩盖不了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失落。有学者坦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感情、婚姻和良心的现金交易，家庭已不是温馨的港湾，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金钱崇拜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异化。”这种公然的拜金、分明的异化，正肆意侵蚀着社会良知，扭曲着主流价值，伤害着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商品的交换价值，侵袭着心灵世界，物化着社会关系 这是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财富分配的失衡、生存环境的劣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主流价值的凝聚力正被弱化。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拜金主义现象的理由。
一双“看得见的手”终于强势干预：政府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亮出了红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社会遏制拜金主义现象唯一的依赖。
更需要的，是道德的自我救赎。
社会良知，公民责任，生命伦理，是每一个人应当坚守的道德底线，应当完善的生活方式。无数的平凡人物，草根英雄，在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社会的边缘挤压中，捍卫着做人的良知和尊严，守护着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园。
那些特别年轻的富豪群体，在短暂的时光里创造着中国财富积累的奇迹，也在人生的起飞中感受了心理和精神的晕眩。今天怎么学会做富人？看一看身边的陈光标们，富而思仁，扶贫济困，回馈社会。当然，不是要大家只是去走慈善一途，富豪们的钱包也未必都愿随身携带。但是，学着去融入社会，贴近民众，开拓胸襟，提升品行，于个人事业的拓展也当大有裨益。那些一心要走生活捷径、放弃自我实现的女大学生们，人生的前途是什么？听一听华中科大校长“根叔”的叮嘱吧：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
价值的社会引领，同样不可或缺。
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理当倡导健康、良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挥金如土的眼球效应，官员明星的傍款现象……在对现实社会的误导中，对广大观众的戕害中，恣意张扬拜金，何谈社会责任？财富，代表着成功，意味着高贵，象征着品位……在这样的评价谱系中，何谈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
有“破”就当有“立”。价值“立”在何处？传统文化的振兴，现代文明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依然在途中。
如何加快构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去填空、去置换、去引领？如何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践行让每一个人都有幸福、都有尊严的国家哲学？
公平的制度建设，则更具根本意义。
我们必须直面拜金主义现象背后日益显现的社会动因：房奴，孩奴，蜗居，蚁族，这是值得关注的年轻一代的生存；踏实劳动，为什么脱贫致富那么难？艰苦奋斗，为什么改变命运那么难？这是值得深思的底层民众的诘问。还有，劳动与资本，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城市与乡村，教育格局的二元结构；二代与二代，就业岗位的阶层世袭；权贵与平民，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这是亟待求解的转型社会的难题。当下最根本的，是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社会的规则公正，是发展的机会公平。最紧迫的，是消解社会结构出现的板结现象，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拓开更加开放的通道，为风险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更为坚实的地基。
我们的心灵就如一座座城市。城市的空间已经被日益高耸的混凝土森林所包围，所裹挟，所遮蔽。怎样去解放生命的本真，在拜金的抵抗中，在精神的超拔中，去还原那一道道深远、壮丽的天际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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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2010年第14期【半月评论】 民生拉动转型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转型时代。
如何加快推进转型？人们寄望的，或是自主创新，或是市场机制，或是产业政策。我更看重的，还是靠民生拉动。
民生是转型不可偏离的导向。
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转变长期以来以产值论英雄、以数字拼政绩的发展现，从单一经济增长的攀比中跳脱出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分配公平型社会的建设中，坚守以人为本，追求民生进步，保障每一个人的体面劳动，维护每一个群体的权利尊严，创造全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
为什么3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被世界誉为“经济奇迹”，我们的居民收入还是偏低水平？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是底气不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5年的36.7%。中国制造的红利更多地在倾斜的劳资关系中为资本所挤占，在失衡的全球分工中为海外所汲取，在肆意的腐败蔓延中为权贵所掠夺。转型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指向，就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强涵养消费能力，保障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在陕北神木，当地领导的执政理念很简洁：“天大地大，民生最大”。从12年免费教育，到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正是在民生导向的生动诠释中，在人力资本的精心培育中，积蓄着经济转型的更为深厚的能量。
民生，也是转型生生不息的动力。
珠三角、长三角职工日益强烈的维权诉求，正在生成一种倒逼中国制造转型的强大力量。一些企业，资本以无情地剥夺员工体面劳动和起码尊严的代价获取剩余价值，换取畸形的市场竞争优势。广大员工在粗暴的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中，在贪婪的劳动薪酬、业余时间和人性空间的挤压中，在严酷的生存底线、心理底线和伦理底线的冲击中，被当成流水线上永动的机器。从深圳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到南海本田的停工行动，劳资矛盾在凸显，权利意识在觉醒，社会警钟在敲响：传统的以牺牲广大劳动者利益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低端制造”模式已经行之不远。我们面临的抉择，不是去争论、担忧“机器替代劳动”“企业转移海外”和“弱化比较优势”的问题，而应是丢掉幻想，乘势而上，去着力于自主创新，塑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延伸高效产业链，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中国创造”引领“中国制造”，以“内需驱动”替代“出口导向”。
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需求来自城镇化。先行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力推手，正在推涌劳动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向着人口城市化进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试点地区的城乡一体，正在创造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重庆拍马当先，勇于闯关，要让300万农民工变成市民，跟进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农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资源在城乡间流动，再次释放“制度红利”，拉动经济跃升新的台阶。后危机时代，我们将城市化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引擎，正是看中城市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力、对居民消费的释放力。但是，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被拒绝在城市的社会之外、体制之外和发展之外，这城市的新的能量在哪里？这引擎的新的动力在哪里？
民生优先的转型路径，也给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开辟了崭新的视野和宏大的新局。新疆的跨越发展正从民生破题，更加强调民生和社会发展正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起跳点和主旋律。
民生，还是转型蓬勃新生的增长点和闪光点。
水污染，铅中毒，灰雾笼罩一座座城市……这样的情景在我们身边一再上映。人们呼唤着蔚蓝的天空，清澄的江河，呼唤着低碳生活，绿色消费。于是，发展绿色能源，培育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选择，一种取向。启动低碳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