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范文：追寻历史意义 走出“泛娱乐化”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抗日神剧”“宫廷戏说”“名著改编”，总会引来很多质疑之声。那些不顾史实乃至常识的粗制滥造，那些既无意思更无意义的胡编乱造，让人反感，却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信息爆炸、观点多元、文化多样的今天，应该怎么用好历史资源、做好历史传播，真正让历史对时代说话、向公众发言?脱下沉重、刻板、僵硬的外衣，换上轻盈、生动、鲜活的步伐，历史的“轻松”背后是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表现。然而，以戏说代替正说，以调侃代替中立，以消费历史代替认识历史，以娱乐历史代替思考历史，可能就跌进了“泛娱乐化”的陷阱——历史变成了市场上的快消品、屏幕里的调味品，变成了抖一个个包袱、造一个个笑料。
“泛娱乐化”背后，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去价值化”。当历史仅归于娱乐之时，也就是历史被虚无主义绑架之时，这直接瓦解着社会的价值底座、人们的精神信仰。正如学者的告诫，如果“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最后必然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看看那些起哄让秦桧在岳飞面前“站”起来的，那些围观邱少云“特殊生理结构”的，那些瞎传“村民出卖狼牙山五壮士”的，那些连抗战都可以无所顾忌消费戏谑的……娱乐化一旦过度膨胀，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审美取向感官化，价值取向虚无化，政治取向戏谑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
需要警惕的是，这样一种泛娱乐化的历史观，近年来开始弥散到一些肩负讲解史实、传承精神的专业人士身上。有文化工作者把历史当消费，热衷于“戏说”、青睐于“颠覆”;有专家学者把浅薄当学术，花大量功夫研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有婚外情”“李清照词句证明她是好赌好色之人”;有教育工作者把媚俗当创新，穷尽资料只是为了证明孔子有私生子、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这些虽然不是主流，但这种“娱乐”示范，同样会产生“愚乐”效应，尤其是对那些价值观尚未定型、鉴别力还有欠缺的青少年。
其实，很多名篇名著，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灵感。远有《三国演义》演绎历史沉思天下大势，近有《故事新编》以古喻今反思社会现象，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可以更好地让历史说话。而以通俗的方式、大众的视角讲“历史故事”，让公众在“悦读”“悦览”中有所悟、有所得，同样有利于传播历史。但是，无论怎样的“历史讲述”，都需要抱有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不能罔顾常识、颠倒黑白，更不能消解价值、解构意义。尊重历史而不是调侃历史，敬畏历史而不是消费历史，才是“再创造”时需有的历史观。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回看拥有百余年沧桑变化的中国近代史，5000多年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史，构建起我们民族最有力的精神底座。向前看，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愿景，成为亿万人民前行的根本动力。端正我们的历史观，以开放姿态拥抱历史，以真诚敬畏对待历史，触摸民族的灵魂、把握精神的脉络，我们才能担负起历史使命，走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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