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考行测历史常识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成立新中国的条件成熟了，这主要表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已被推翻;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理论和路线、方针准备;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讨论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的权利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同时，这一胜利，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1950年夏，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孤立地主阶级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这次土地改革实行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在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彻底废除了。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以及国民政府和官僚资本的大肆搜刮，造成工农业生产下降，交通运输阻塞，物资缺乏，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趋向总崩溃。
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主要有：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官僚资本是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奠定了经济基础;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到1950年春，全国物价稳定，结束了我国连续十多年物价暴涨的局面，人民政府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后来又实现了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合理调整工商业，主要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人民政府还在工矿企业当中，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废除了旧的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了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废除了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和技术管理制度。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工人普遍开展增产节约和技术革新运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53年，中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总路线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步骤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到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加紧进行。1954年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还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它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这部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
1954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说明中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就注意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式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提出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在经济建设上，八大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方针和设想富有创造性，是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的探索。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地反映在各个方面。1957年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必须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科学论断，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同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进攻，针对当时情况，为了分清大是大非，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击右派的斗争，这在当时是必要的。然而，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把大批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是逐步导致了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从而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连续犯错误的根源。二是被错划为“右派”的人，长期受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国家的建设事业蒙受损失。
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以后，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反映了人民要求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愿望。在探索中，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了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困难。“大跃进”主要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影响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反“右倾”斗争产生了严重后果，一是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是一场阶级斗争，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把它引申到党内。二是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三是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持续的时间更长，给经济建设造成更大的危害。
面对严重困难，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自我批评。会议前后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人平反。党中央的这些措施，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从1962年起，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我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顶住了国际上反华势力的巨大压力，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战胜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党内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为此，他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时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主张了毛泽东的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63、1965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远的《评新编历史剧》。这一批判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夏，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两个文件均认为在文化领域和党、政、军各个部门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实际上指出刘少奇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部。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经受了一定的锻炼;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的断层，从长远来说，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相当的困难。同时还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广大农村和“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期被排除在各项本职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工作和研究，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
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被严重削弱，大批富于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党的组织严重涣散，国家的民主法制被践踏。这一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文革”十年里，按正常发展计算，国民经济损失总计约有五千亿元。由于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的努力和广大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经济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系统纠正“文革”的错误。邓小平被诬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它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建国以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和政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仍然继续犯“左”的错误，党的指导思想也仍然没有改变，在经济建设上又急于求成，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由于他的大力整顿，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出现了全新的面貌。邓小平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1978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会还决定拨乱反正，并审查和解决党内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也是在这次会上开始形成的。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撤消“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恢复了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使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到平反。党还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案，其中影响最大、涉及人数最多的是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客观评价，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富。
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村改革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到1985年，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主要是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改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经过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肩上。
十二大——指导思想 十三大——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步走”
十四大——主要任务 市场经济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江’核心
十五大——邓小平理论 基本纲领 战略部署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采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建议海峡两岸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和探亲旅游。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主张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他指出，所谓“一国两制”，“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伟大的构想，首先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得到成功的运用。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迈进了一大步。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终于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香港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标志着我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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