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警招聘申论热点：检察官上街执勤?徐州这个拒绝很法治
今天关注的这则新闻很有意思，并且极为少见。江苏徐州最近在申办文明城市，要求102家单位上街协助交警执勤，一直持续到2017年年底。让人想不到的是，徐州检察院公开反对，表示自己的检察官不会去做和本职工作无关的事。在许多法官、检察官需要承担拆迁、招商等匪夷所思的工作时，徐州检察院的拒绝显得难能可贵。两家地方法检赫然在列，让徐州这次交通违章综合整治引来全国法律界的围观。按理说，类似的工作摊派以往各地法检机关都没少接，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之下，使得徐州法检是否会接受包干任务、上街执勤，变成了中央新规如何落地的风向标。8月28日，徐州市检察院公开发声表示，其将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不安排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不组织任何检察机关人员上街协助执勤”。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地方政府循例安排法检机关参与非职权范畴内事务，徐州市检察院(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也算第一次)公开表示拒绝。据报道，检察院的表态还得到了徐州市委的支持，而其声明通过江苏省检的微信公号发布，也说明其行为同时得到了上级检察机关的支持。事情到这一步，角色比较尴尬的可能是徐州市中院，同样位列上街执勤的包挂单位名单，其目前对媒体回应的说法还是“在等通知”。
司法机关参与地方治理的各类活动，甚至承担各种政绩任务，此前实在算不上新闻，从征地拆迁到招商引资，从计生罚款到扶贫蹲点……在传统的地方权力逻辑中，因为人、财、物供给的关系，法检机关更多被视为一个稍显特殊的、地方党政所属部门的角色(尽管其法律地位并非如此)，安排法检机关参与各种职权范畴外的活动，更多是一种权力惯性。与地方党政部门公然干涉法检机关依法履职、办理具体案件相比，摊派招商、执勤扶贫也确实一度被认为不是特别严重的事。现行《宪法》规定，法检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也正因为依法独立履职的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使得职权之外的“杂务”越积越多。
2016年7月，《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出台。该规定第三条对司法人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事务予以明确禁止，并同时赋权法检机关“有权拒绝”此类工作安排和要求，此次徐州检察机关的拒绝上街执勤，直接依据源自于此。但从外界对这一声“拒绝”的如潮热议也能看出，司法机关想要对地方党政的类似工作任务摊派说“不”并非易事，或者说起码到目前为止还很不寻常。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到，该保障条款不仅从正面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摊派非职权事务给法检机关工作人员，而且同时明确法检机关“有权拒绝”类似安排。徐州市检察院此次有胆量拒绝，有徐州市委、江苏省检的支持，而确保同样的底气可复制，得是不管有没有地方党政、上级机关支持，都可以依照规定说“不”。更进一步的要求则是，没有机关或个人胆敢再安排法检机关从事非职权事务。保障条款切实落地执行，不仅要看规定如何表述、制度如何设计，还要看违反之后的罚则是否到位。有机关违规安排非职权事务，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罚则明确、具体且有执行力，是保障司法人员依法履职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
▲本质：越往基层，法官、检察官越被视作附庸，必须指哪打哪
不管是被叫去执勤还是招商拆迁，法官、检查官之所以如此容易被驱使，还是因为基层政府把法院、检察院视作一个由他们管辖的部门，地方行政长官成了院长、检察长的上司，上司让下属干活，哪有不干的道理。
这几年司法改革方案接连出台，有一些亮点，比如法官的人事任免权统一到了省高院，不再受制于地方政府。但有两个问题尚未解决。
第一，人事权虽然被省高院收走，但财权没有独立。长期以来，中基层法院经费主要依赖地方本级财政。虽然有统一标准，但毕竟不是由人大直接拨款的，而是政府根据财政收支状况进行把握。这样，地方政府就能利用其手中掌握的财权，方便地挟制法院的经费使用。
第二，基层法院的人事权被省高院收走，但省法院并未被“统”到最高院，还得听命于省政府。
从现实情况看，越往基层，法官和其他公务人员的区别就越小，都是组织的人，把你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复杂的是，不仅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了把法院、检察院当“自家人”使唤，就连畅想自由的法官、检察官，也对脱离地方政府后持狐疑态度。
据《南方周末》报道，重庆某区法院一位副院长打了个比方：法院以前有两个婆婆，一个是地方党政，一个是上级法院。改革之前地方这个婆婆它一方面可以干预你，面对难题的时候它也会调动力量来帮助你。改革以后这个婆婆没有了，剩下的上级法院这个婆婆，它能不能很好地支持你?
▲让法官、检察官更纯粹，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因为独立的身份是和独立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单纯从消耗法官、检察官精力的角度看，徐州检察院被要求上街执勤，都是利用下班、空闲时间，而不是让大家旷工。说“一定会影响他们的本职工作”倒也未必。国外有不少优秀法官也一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那为什么要对这样安排如此敏感呢?因为必须要逐步剥离司法的行政管理职能，淡化和消除行政层级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当然可以，但不能来自基层政府的命令。
这背后有慢慢长路要走。在一个司法去行政化的会议上，最高法司改办的官员曾自嘲：“这是自己参加的比较尴尬的一个会，因为自己就是典型的一个行政化的官员。”
看起来，赋予法官、检察官说不的权力，对他们似乎完全是好事。其实不然，独立的身份一定是和独立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对国内的一些司法人员来说，“独立的责任”不一定是他们所乐见的。
举个例子，在中国的各级法院，都存在一个审判委员会，这里面有不少人根本不是专业法官，在司法改革的呼声中，不少学者都呼吁废除审判委员会。但南方某中级法院副院长表示：“实际上，如果要废除审判委员会，法官会反对的，因为审判委员会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责任分担，取消了法官压力反而更大了。”理由很简单，集体承担责任往往意味着没有人承担责任。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背后，哪一个不是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最后又处分了谁呢?
结语
徐州检察院公开反对基层政府的错误做法，为全国基层司法系统做了一个有勇气的表率，或许可以期待这会成为一个示范，让基层检察院、法院不再任人摆布。
页:
[1]